中国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举办,专家认为——

　　古村落保护须活态传承

　　作者:本报记者 王国平 高建进

3月31日,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古街一景。本报记者 王国平摄/光明图片

　　“当前,一些传统村落面临‘输血式’帮助,正在按照城市生活的样态加以改造。这导致村子的名字虽然还在,但原有的历史环境以及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很可能在盲目开发中被置换掉了,村子在文化上可能正在发生着‘基因’突变。”4月初,在福建南平邵武举行的中国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祁嘉华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论坛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文物学会古村镇专委会、福建省文联和南平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古村落价值、古村落地方区域特色、古村落保护与发展途径等话题展开探讨。其中,如何正确看待古村落的文化内涵、如何认识古村落保护中“人”的地位成为讨论的焦点。

　　古村落里藏着文化的“秘密”

　　“田园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当人们在展望城市的美好前景时,是以乡村为原点和坐标的。

　　“中国古村落的美,首先在于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依存关系。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中国村落普遍因循的法则,体现了中国人尊崇自然的原则。”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托说。

　　他以徽州宏村为例。宏村整体布局为“牛形”,背靠的雷岗山为牛首,村口一对古树为牛角,村中的民居群为牛身,穿村而过的邕溪为牛肠,溪水穿流于民居院落,汇入牛胃形的月塘和南湖,绕村的山溪上四座木桥为牛腿脚。

　　“‘牛形村’运用了类似‘仿生学’的设计手法,将村落布局与传统农耕文化象征的水牛相比附,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万物有灵’思想的活化。”刘托表示。

　　为何在古村落里走一走让人感觉身心舒畅?刘托认为,这是因为古村落的生活节奏、简单重复的生活模式给都市人提供了回归心灵的钥匙。

　　“传统的古村落大多长年自然生长,较少外力干预,有节制,有秩序。这种美不只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美,更是指向人类追求自然而然的无为之美。”刘托说。

　　古村落历来是实现德育教化的场所,是“躺”在大地上的传统文化集成。比如悬挂在显要位置的楹联,就是家风家教的素材。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邹氏家祠,大厅正柱上悬挂着这样一副楹联:“崇礼明义尊长爱幼子孙安居乐业,敬祖思宗涵韬养略世代远瞩高瞻。”南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邹全荣说,这副楹联旨在告诫后人要遵守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同时也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心胸和眼界,放眼未来。

　　古村落建筑设计上的细节都是情感的维系。在我国传统民居中,屋脊装饰一般用龙、凤、鱼和雀鸟,但泉州古大厝用的却是燕子。乡村规划专家骆中钊介绍说,在当地,燕子常被比喻成外出的亲人。盖房子用“双燕归脊”,屋脊还要起翘,传递着盼望亲人归的热切心情。

　　而且,传统民居的设计理念并不显得陈旧。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赵兵通过对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宗科乡日斯满巴碉房的研究发现,这些藏族民居一般不占用平地,而是利用坡地,因地制宜,既节约了土地,又确保建筑外形优美,而且建房时充分利用当地大量的天然泥土、木、石等资源,几乎不产生建筑垃圾,“这和当今城市建设中过度耗用建材,造成的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形成鲜明的对比”。

　　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

　　“尽管当前古村落保护形势大好,但依然没有走出低谷,还处在落后状态。人们更多时候充当的是老房子的匆匆‘看客’。”中国古村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福建省文物局原局长郑国珍直言。

　　他说,修护好的历史建筑,利用率低下、单一乃至空置现象普遍存在,继续“空心化”。所谓的古村落旅游,多数属于“亮宝式”的村落展示,引导说明简单乏味,建设改造项目同质化明显,特别是文化传承缺乏后劲。

　　郑国珍认为,古村落保护,在坚持对“物”的守望的同时,更要加强对“人”的关注,“古建筑是传统村落的肌体,文化传承是古村落的精神支柱,传统村落里的人,也就是那里的生活形态、生产形态,是传统村落里的‘心脏’。只有‘心脏’跳动了,村落才有活力”。

　　在祁嘉华看来,古村落保护关注“人”早就有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在河北保定22个村落成立“平民教育实验室”,陶行知在南京成立“中华教育改造社”,梁漱溟在山东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他们在设法复苏农村经济的同时,还兴办水利、改良耕作、修整公厕、营造环境,涉及农村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头绪很多,但是尊重民族传统,以教育为核心,以启发‘民智’为切入点的宗旨贯穿始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复兴规划设计所主任周珂说,古村落的规划设计,不能单纯为了“成功和好看”,过分强调所谓的创新、示范、标准和风情等外在形式,而忽视了村落长年积淀下来的自我风格,特别是当地老百姓的审美要求。

　　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大溪乡曹家村是一处典型川西山区传统村落。2013年强烈地震造成全村房屋严重受损。在灾后重建规划时,周珂明确规划建设必须以“村民自治”为前提。项目组趁着在外工作学习的年轻人返乡过年期间,组织了两次开放性的讨论会,听取大家关于村落重建的意见。并依照法律法规,在村民委员会之下设立两个自建委员会,让大家一起参与规划的编制和审定。

　　“我们把自己定位为‘技术服务者’,除原则性问题外,尽可能不加干预。这样避免了统一规划导致的特色缺失,也保障了村庄自我发展的多样性和活力。”周珂说。

　　(本报记者 王国平 高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