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李韵

　　“57处会馆和名人故居,作为大杂院用于居民居住、存在安全隐患的34处,占文物总量的近60%。”这是记者从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得到的数据。这种文物建筑被大量占用的情况,在北京市乃至全国都普遍存在,而腾退工作一直是各级文物部门头疼的事。

　　为什么难办?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产权复杂。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全区356处文物中,央产98处,市产55处,区产120处,军产18处,企业和个人产41处,混合产24处,多头管理,分割使用,保护责任难以落实,区级层面协调难度大。

　　比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朝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位于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院,分为东西两院:西院是陆军部,目前由中国人民大学管理使用;东院的海军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5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办公用房。一个院子就有两个产权单位,协调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第二,不合理使用。由于历史因素,大部分被占用的古建被搭建、改建为住房,人口密集,安全隐患极大。

　　两年前记者曾走进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太庙东南角的一片棚户区,那里的情况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小院里,各种简易的临时性建筑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有的平房顶上加盖房屋,再加上自行安装的空调和淋浴设施,通道变得极为狭窄,仅容一人通过。头顶上,各种电线在房屋间纵横穿梭。而离小院不远的一排平房则更是“充分利用”与太庙围墙之间的空隙,每户都搭出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小屋,而房子与墙之间的通道竟然狭窄到仅一步距离。走进通道,稍不留意,记者背后的双肩背包就与围墙、屋墙频繁“亲密接触”。仔细察看不难发现,这些临时性的简易房子大多不住人,而是用于储煤、储物及作为简易厨房,或者堆放生活杂物。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不具备天然气管道和热力供暖条件,这里的居民大量采用液化气罐做饭、用煤取暖,大量无序用油、用气、用火、用电,给太庙古建筑群和居民自身安全带来严重隐患。此外,棚户区内堆放的易燃物品杂乱繁多,而其周边有众多的古柏、杨树等高大树木,极易发生火灾事故。而且这种极其狭窄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根本无法扑救。

　　尽管文物部门一直在积极努力,但这里的腾退工作多年没有进展。值得欣慰的是,记者发稿前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此处棚户区的腾退工作正在进行中。

　　第三,腾退资金缺口大。清陆军部的产权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在接受采访时曾明确表示,学校数次做过居民腾退搬迁的打算,但由于成本过高而数度搁浅,资金缺口在2006年已达千万元,十年后的今天,可能需要超过一亿元,对学校是“无法承受之重”。

　　但是,不管难度有多大,依法保护是责任。

　　北京市东城区建立了由区长任组长,各相关部门和实施单位组成的文物腾退工作组,发挥牵头作用,建立动态管理平台,加强业务指导,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同时,他们加大了文物腾退的保障力度,制定文物腾退的计划,将相关项目列入政府年度投资计划,重点保障文物腾退的资金和房源,统筹用好市区的专项资金,优先用于重点文物的腾退。据东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王伟东介绍,2017年他们重点启动故宫周边环境的整治,要完成东堂子4号、6号的腾退和清华寺二期腾退,推进法国兵营、清末太医院、安乐禅林、丰城会馆等17处不可移动文物的腾退保护工作。

　　在不断实践中,相关部门也逐渐摸索出一些新的办法。比如北京市西城区,探索应用征收条例对粤东新馆、大栅栏护国观音寺进行征收腾退,借助棚改等项目尝试对直管公房通过解危排险、协议腾退的方式实现文物腾退。位于宣西北棚改项目中的沈家本故居,成功实践了协议腾退的工作路径,实现了完全腾退。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孙劲松说:“文物腾退过去一直没有强制手段,这次是探索,跟法院一起,依据《文物保护法》第15条,加上《合同法》和《物权法》,最后通过解除合同完成了文物腾退。”目前,沈家本故居修缮利用工程已顺利开工。

　　西城区正在以沈家本故居文物腾退为范例,厘清腾退工作的历程和法律路径,开辟出一条对区属直管内的公房类文物,依据相关法律条款实现文物腾退的新模式。他们还参照棚改的项目,研究制定西城区2017年不可移动文物的腾退方案,规划文物腾退的补偿标准。“今年,我们的重点是推进安徽会馆等15个腾退项目,已进入倒计时阶段。”孙劲松说。

　　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西城区“十三五”期间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行动计划》已编制完成,这可能在北京也是规模最大的。重点是对存在安全隐患、历史文化价值突出、社会关注度高的47项直管公房类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腾退保护。据了解,这47项的面积相当于半个故宫。今年,北京还将推动一批社会单位占用、不合理使用不可移动文物的腾退保护。

　　北京市文物腾退攻坚战已经打响!

　　(本报北京6月6日电 本报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