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成绩成为世界“奇迹”，国际各界赞叹中国脱贫事业为世界脱贫事业带来的贡献不容忽视。转眼间，精准扶贫理念已经提出四年了。在这一理念提出四周年之际，新华网思客推出策划，邀请专家撰稿，谈变化，说建议，探讨分析扶贫攻坚战的决胜阶段怎么打。本期我们邀请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刘成良，他为我们描述了精准扶贫四年来，乡村生活的新变化。
这些曾经深度贫困区的村庄来讲，还有需要探索地方，毕竟任何发展和转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农民在适应新生活方面正显得更加得心应手。
这些曾经深度贫困区的村庄中，农民在适应新生活上正显得更加得心应手。 图片来源：新华社
“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泾源、彭阳等六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这里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曾被左宗棠评价为“苦瘠甲天下”，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将其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为了彻底斩断穷根，宁夏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解决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群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扶贫举措。
宁夏北部平罗县的庙庙湖村2013年安置了来自西吉县8个乡镇15个行政村的1413户7025名群众，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713户3496人。经过四年多的建设和发展，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深度贫困村也正在经历着农民生活、乡村教育、基层治理三个方面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的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深度贫困区由于农民生计模式的长期落后、低效，造成了农民家庭长期温饱有余、发展资源不足的困境，在市场经济中就显得非常脆弱、抗风险能力极差，因此深度贫困区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农民生计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这些移民村在搬迁之前居住地自然条件均比较恶劣。以窑儿湾村为例，全村6个村民小组，310多户，1300多人。村庄处于东北-西南走向山脉夹缝的谷地，最南端和最北端的村民小组相距7公里，重峦叠嶂，往来不便。从村庄最南部的小组翻山越岭去乡政府的话，需要走5公里山路，最多只能骑摩托车；4个小组的通讯信号非常微弱；农民生活吃水比较困难，仅1个村民小组有水井，其他5个小组都靠泉水，遇到缺水期就容易干涸。
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时，全村人均三四亩土地，到了九十年代，村民大面积开荒，有的人家达到人均十多亩土地，最少的人均也有五六亩。当时的状况是：
农业完全靠天吃饭，无法灌溉；
耕作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
主要是种植小麦、土豆、胡麻等作物，产量很低且不稳定。
由于土地面积多，机械化水平低，农业消耗掉了大量的劳动力。从3月到9月是农业耕作时节，全年仅有2-3个月的空闲时间可以外出务工。到了11月，西北地区进入漫长的冬季，气候寒冷，建筑工地都不会开工，农民外出务工除了进厂工作，否则都无工可打。
这样的生计安排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模式，农民很少去考虑该如何改变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一年到头的农业耕作，不过是一种自给型经济：
小麦、胡麻完全用于自给，即使多了，下一年也一定会继续种植，他们必须考虑万一来年作物绝收了怎么办；
土豆、牛、羊可以换取一点经济收入，而这些收入的投入和产出时间又相对漫长，具有一定风险。
唯一获取比较快的收入就是打工，但是仅有2-3个月，主要依靠男性劳动力，收入最多也是万元左右。
搬迁之后，政府给予移民人均一亩的土地；54㎡住房，四分宅基地；210平米的小拱棚，而移民只要交12800元就可以。
在移民村建设方面，按照“五通八有”的基本方针落实：“五通”即通路、通水、通信息、通广播电视、通客车，“八有”即有增收的支柱产业、有经济合作组织、有综合服务网点、有文化体育活动场所、有标准卫生室、有集体经济收入、有团结干事的两委班子、有驻村工作队。
对于农民来讲，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生计模式已经开始转型。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不仅没有效率，还破坏生态，使得农民家庭始终停留在自给自足层面，难以积累发展资金。而搬迁之后，针对农村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特征，政府多举并施，一方面在安置点周边安排多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方便女性以及老人就业，例如引进了几个农业企业、设置了专业的养殖园区、开办脱水蔬菜厂和编织厂等解决妇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针对青壮年劳动力，开展多种职业培训班，如培养电焊、铲车、挖掘机、美容美发等技能。为了进一步拓展劳务输出的渠道，这里还成立了劳务公司，挑选村庄内见多识广的做劳务输出经理人，在外寻找务工机会。2016年在政府以及劳务输出经理人共同努力下，为村民提供了200多人次的省内务工以及300-400人次的省外（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务工机会。
农民的务工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在老家是以农为主的生活，即便出去打工也都是短期的，因此形成了一种日结工资的习惯，做一天算一天赚一天的钱，对于长远务工没有规划。当地有一个调侃村民务工的笑话就是：一个建筑包工头要找几个工人干活，给工人提出了一个月三千的工资，但是工人都不干，老板说一天八十，这些农民工都同意了。
搬迁后，村民不得不转变以往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打工模式。经过三年多的适应，村庄附近的企业也见证了农民观念转变的过程：刚开始公司同意农民的要求，工资是一天一结，后来逐步变成了一周一结，到了2015年就变成了半月一结，现在工资是一月一结。农民在打工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市场规则，与用人单位也建立起了信任关系。
农民生计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在于能够建立起一个有效率、可持续的生计模式，从而能够为家庭发展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而决定农民家庭发展前景的根本还在于教育，没有教育转型，很难从根子上斩断穷根。
过去农业发展状况、传宗接代观念等因素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生育和教育观念。集中表现为：农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农民在生育方面更加倾向于多生，在培养子女方面，教育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成为了家庭发展中考虑的次要选择。很多子女都是在小学都没有上完，甚至没有读小学的情况下，就跟着父母一起到田里劳作，这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一直比较封闭，文化模式的惯性让这里的世界与外面相比都慢上一拍。
过去落后的条件极大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以至于当时在庙庙湖村30岁以上妇女的文盲和半文盲率甚至达到了七八成。可见，要彻底斩断穷根、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发展教育势在必行。
为此，地方政府多维并举：完善教育基础设施，建立起了标准的教学楼、配备了较为全面的师资体系；驻村工作队、村三委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及时发现适龄未入学儿童，积极劝导；开办各种专业培训班、农民夜校等，提供妇女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这些都在提升农民知识水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经过几年的持续性工作，适龄辍学儿童已经极少。
对于曾经的深度贫困村来讲，其落后的根源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地理格局塑造了农民的生计模式，影响着地区教育水平。与此同时，地方社会治理也受到诸多限制，这些反过来又加剧了地方贫困的循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重构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为地方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提升人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事实上，对于搬迁之前的乡村社会来讲，这些都很难做到。以窑儿湾村为例，村干部仅支部书记、主任、会计三人，主要工作是上传下达、调解矛盾纠纷、代收新农保和新农合，村干部每月工作补贴是600到800元，平日以务农为主。由于村庄面积广阔、农民居住相对分散，村干部做工作存在很大难度。对于基层治理来讲，政策传达与落实都很难到位。除此之外，村庄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也很难得到有效提升。作为村庄治理的主体，村干部本身也存在着文化程度不高、政策理解不到位以及权力寻租等问题，但是在一个相对广阔、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这些都得不到有效解决。窑儿湾村文化水平最高的是会计，高中学历，想找一个和他水平差不多的人来做村干部都很难，而离开他，很多承接乡镇的工作都会陷入瘫痪，何谈基层治理现代化？
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移民村的基层治理也逐步的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7000多人的村庄分为了8个居住区，每个区设置有区长，相当于村级组织里的小组长。“村三委”（村党总支、村民委员会、村民监督委员会）干部有十人，在党建、调解、民政、环卫、妇联、残联、宗教、财务等方面也都进行了分工，村庄内设置有专门的卫生室，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市县部门组成的驻村工作队、乡镇下派的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来共同参与村庄治理。在针对农民有需求、村庄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方面，这些参与基层治理的多方力量可以形成合力，有效的解决问题。
当然，如何实现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基层事物的管理中，如何探索更为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如何彻底地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移民村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但是这已经迈出的第一步对所有的农民来讲，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
农民生计模式、乡村教育、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正在村里悄然进行着，对于这些曾经深度贫困区的村庄来讲，还有需要探索地方，毕竟任何发展和转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农民在适应新生活方面正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与此同时，因为走出了过去相对封闭、保守、低效的农耕生活之后，有了新的参照对象之后，他们也逐步感受到了差距和压力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其努力奋斗的动力。
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都会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持续性地经历着思想和观念上的震荡。然而，新变化中也出现了新问题，他们慢慢发现，虽然相比过去的现金收入增加了，生活成本支出也越来越大了，尤其是人情方面的支出，因为每一家都有着庞大的亲戚网络；农民在消费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攀比之风在暗中滋长，村庄社会风气、农民理性发展方面的转型仍然是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