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长江，群山簇拥，万水归流，流经11个省（区、市）、干流全长6300公里，哺育了我国1/3以上的人口，滋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

　　生命长江，地球上极其重要的淡水水生生物基因库，一条资源丰富的河流；拥有水生生物4300多种，其中鱼类400多种，包括170多种为长江特有，占我国淡水鱼总数的48%。

　　长江流域，水系支流众多，流域面积辽阔，水域面积约占全国淡水面积的50%，以水和水生生物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生态和谐统一的大系统，是横亘在中华大地上的一道生态屏障，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主要基石。

　　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联合沿江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共抓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大保护”，实施长江禁渔期制度、增殖放流、划定保护区、濒危物种拯救行动、渔民转产转业等一系列举措，持续不断在努力、发力、加力。有那么一支规模不算庞大的渔政队伍，承担起保护长江鱼类资源的“河长”职责，恪尽职守，长期守护着生命长江、生态长江。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尚需形成强力与合力，母亲河在呼唤。

　　长江渔业资源告急，不能再掠夺，不能再索取。持续实施十余年的“长江禁渔期制度”及大规模增殖放流等举措，率先把“大保护”付诸行动

　　从2018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内332处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逐步实施全面禁捕，这意味着长江流域全年禁捕工作启动。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指出，以长江为重点开展水生生物保护行动，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施全面禁捕，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一定要坚决抓落实。

　　长江春季休渔制度，又称“长江禁渔期制度”，起始于2002年，当年农业部在长江中下游试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2003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后在长江流域正式实施。这是继海洋伏季休渔制度之后，国家层面设定的重要内陆水域休禁渔制度。

　　这项重要举措，共涉及长江流域11个省（区、市），8100多公里江段。禁渔范围为云南省德钦县以下至长江口的长江干流、部分一级支流和鄱阳湖区、洞庭湖区；“葛洲坝以上水域”禁渔时间为每年2月1日-4月30日，“葛洲坝以下水域”禁渔时间为每年4月1日-6月30日；禁渔对象为所有捕捞作业。

　　长江禁渔，缘于渔业资源的持续衰退，“鱼米之乡”面临鱼类资源枯竭威胁，鄱阳湖、洞庭湖水系“长江四大家鱼”产卵场几近消失。

　　之所以选择“春季禁渔”，是因为长江渔业资源的繁殖季节，上游集中在2月-4月，中下游集中在4月-6月，繁殖季节鱼类有相对集中的特点，保护一条亲鱼产卵，同时保护了幼体的生长，将会大大增补群体数量。

　　曾几何时，长江渔业在我国淡水渔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世纪60年代初，长江上游地区主要经济鱼类约有50余种，长江捕捞产量最高的年份达近50万吨，占全国淡水捕捞产量的60%；四大家鱼、鳗鱼苗种最高年捕捞量达300亿尾和2亿尾。进入90年代，主要渔业对象的种类减少到20种左右，本世纪初，年均捕捞量下降到10万吨。

　　湖北省渔政处负责人向军告诉记者：“几十年前，长江两岸没有这么多的钢筋水泥堤岸，多是蔓草坡地、涂滩沼泽，水草丰茂，饵料丰富，鱼类洄游产卵繁殖不受影响。现在长江基本是一根直肠子，水草消失，船舶活动频繁、污染加剧，鱼类生长繁殖条件变差，种类、数量的衰退就在所难免。”

　　渔业资源的衰退，是整个长江生态环境退化的晴雨表。农业渔业部门较早警觉，并率先把“大保护”付诸行动。长江禁渔期制度实施17年中，农业部多次调整、不断细化完善方案。资源环境专家、渔业管理部门、社会各界要求进一步延长禁渔期时间、完善禁渔期制度的呼声日益强烈。

　　早在2007年，从事鱼类研究的专家院士齐聚上海“长江论坛”，集体签名发表《上海宣言》，提出“要打生态牌，不打经济牌”，倡议“建设和谐长江”。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指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开展的禁渔行动，对长江渔业资源的休养生息和一定程度恢复有着积极的作用。沿江各级政府、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

　　2016年，农业部对长江流域禁渔期制度做出较大调整：扩大了禁渔范围，覆盖了长江主要干支流和重要湖泊；长江上中下游的禁渔时间统一为每年3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从3个月延长到4个月，使禁渔期涵盖长江流域大部分水生生物的主要产卵繁殖期。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张显良认为，“要彻底修复长江渔业资源，需要一次大修。”

　　每年禁渔期间，都要在长江流域组织开展“渔政联合执法行动”，各地渔政部门连续几个月不间断巡查，执法力度持续加大。今年3月3日，由农业部组织的“亮剑2018——春季禁渔同步联合执法行动”渔政特编船队，抵达湖北省巴东县。记者发现，巴东境内除长江干流外，还包括神农溪、鳊鱼溪、小溪河、链子溪、纸厂沟、东瀼溪等若干支流，统统纳入了禁渔范围。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禁止一切方式的捕捞作业，做到了“江面无渔船、水中无网具、市场无江鱼”。

　　此外，在农业部的主导推动和各地政府支持响应下，2011年起珠江禁渔；2018年4月1日至6月30日起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通河湖泊禁渔。

　　禁渔禁捕，只是治理举措之一。禁渔期间，农业部连续多年联合各地政府，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长江渔业资源增殖活动，每年放流鱼苗200亿尾以上。去年江苏省筹措投入资金6000余万元、共增殖放流各类鱼种20余亿尾；浙江省增殖放流达39亿尾（粒、只）。

　　去年6月6日“全国放鱼日”当天，陕西省共设置26个增殖放流点，覆盖渭河、汉江、丹江、嘉陵江、泾河、延河、黄河等主要河流，放流经济鱼类1193万尾，放流大鲵、秦岭细鳞鲑等濒危品种4万尾。

　　一禁一放，加上船网“双控”、退捕退养、渔民转产、划定保护区、人工繁育等一系列举措，建管并重，切实维护了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

　　为了更长久更好的生存，一批传统渔民不得不选择退出“老行当”。留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何况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江，是全中国的金山银水

　　有关专家表示，只有通过全面禁渔，才能更好保护长江多种鱼类资源。现在供应市场上的鱼类，基本都实现了人工繁殖，但人工繁殖的鱼类，到了子二代、子三代还可以繁殖，子四代以后必须要用野生的原种来繁殖。淡水养殖产业“立业之本”的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以及鳜鱼、鲶鱼、鮰鱼、黄颡鱼等名优鱼类，都是利用江河里野生原种进行繁育的。而长江里每一种鱼类的消失，可能导致该品种的养殖业“绝种”，“食无鱼”不是杞人之忧。

　　据统计，长江流域登记在册的合法捕捞渔船11.33万艘，涉及渔民27.83万人。除此之外，还存在为数不少的“不在册、不合法”渔船，闲暇时间捞上几网、被称之为“兼业渔民”的捕鱼者。

　　事实上，因为长江里的渔获物不多了，靠捕鱼为生者，势头逐年下行的趋势，不可逆转。

　　又是一年刀鱼季，2018年经特别许可，长江上海段刀鱼捕捞时间为3月1日至4月20日。记者了解到，这个时间段，上海市场上尾重1两以上的“小刀”售价300元/斤，2两以上的“大刀”1500-2000元/斤。虽然都是没有长到最优经济性状的仔幼鱼，但是搂到碗里就是菜，渔民等不及刀鱼长大。公共资源整个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待遇。

　　刀鱼是典型的洄游鱼种，每年二三月份由大海游入长江，并溯江而上繁殖洄游；三四月份进入繁殖季节后，刀鱼沿长江进入湖泊、支流或在长江干流进行产卵活动，繁殖后代。第二年夏天再顺流而下，在长江入海口的咸淡水交汇处做适应性停留后，回到大海。

　　上海市农委渔政处副处长田芝清介绍，自2002年起，每到长江刀鱼洄游繁殖季节，国家实行限捕。只有持有“刀鱼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证”的渔船，才能捕捞。刀鱼捕捞证配额数连年减少，今年共发放81张。

　　为什么不早下决心、彻底禁捕呢？“因为渔民要生存，传统的捕捞渔民退出老行当，需要一个过程。”阻力很大，不得不网开一面，不得不循序渐进。

　　目前，农业农村部正根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建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制度”等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相关工作方案，力争在2020年实现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年禁捕。

　　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马毅认为，长江全面禁渔，是一个复杂的生态课题、经济课题、社会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挑战，管理难度会很大。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合理的政策措施，有关各方齐心协力共同落实大保护的要求，一定能打赢这场长江资源生态修复攻坚战。全流域大规模的治理模式，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将通过我们的努力为类似全流域生态治理提供“长江方案”和中国经验。

　　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赤水河，自2017年1月1日起率先实施10年全面禁捕，农业部联合贵州省、四川省成功开展渔民退捕试点：按照每艘渔船16万元的标准，提供“一揽子”补助资金，统筹用于捕捞许可证赎买、船网和辅助工具收购、渔民收入和过渡期生活补助、再就业培训、社保养老医疗保险等。目前，退捕渔民生活稳定，禁渔管理秩序良好。

　　实施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大保护”，对传统渔民的眼前利益必然会带来一些损失。船网收起来，有的养殖网箱也拆了，但是他们要生存，各地政府必须替渔民着想，拿出应对之策。而加快推进实施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是巩固禁渔成效、实现长江渔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

　　湖南洞庭湖区、江西鄱阳湖区，通过买断渔业捕捞证、收购渔民渔船网具、安置渔民定居等办法，对“连家船”渔民妥善安置，已探索出一系列经验做法。渔民转产转业后，综合运用社会保障、扶贫攻坚、上岸安居、油补调整、生态补偿、就业创业等政策手段，加大帮扶力度，开展渔民劳动技能培训，提高渔民再就业能力，解决好渔民转产后的生计问题。

　　湖南省南县，对全县768户专业捕捞渔民分类指导，对自主创业渔民提供财政与金融扶持支持。3年时间，引导438户成功转产转业，分别从事水产养殖、湖区休闲农家乐，或在当地企业就业、劳务输出、经营农贸市场等，多数农户实现收入增长。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刘新中告诉记者，在禁渔期间，市场上的水产品并不缺货。我国渔业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重，水产品产量已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总产量已接近7000万吨。来自于长江不到10万吨的捕捞量，根本不成比例，对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

　　靠江为生的渔民们，渐渐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过度捕捞，必将加速水生生物资源的衰退。随着捕捞能力和捕捞技术的提升，如果不加约束，势必造成“资源越捕越少，生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的恶性循环。如果为获取捕捞收益，使用“绝户网”和电毒炸等方式竭泽而渔，更会加速资源公地悲剧，造成严重的“连锁灾难”。

　　沿江群众思想认识上的提升，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配合”，为“大保护”筑起一道坚强的堤坝。

　　珍稀野生水生生物，是长江生态的重要健康指标。通过划定保护区、实施拯救行动，推进长江濒危物种保护程度升级，全力挽留“活化石、活标本”

　　今年5月17日，农业农村部、四川省人民政府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在宜宾市共同举办主题为“拯救长江鲟、共抓大保护”的《长江鲟（达氏鲟）拯救行动计划（2018-2035）》启动仪式，同时增殖放流活动不同规格长江鲟8.5万余尾。长江鲟拯救行动，将以自然种群重建为核心，以人工增殖放流、栖息地保护和修复及原种保存等行动方案，努力重建和恢复长江鲟野生种群。

　　在长江流域170多种特有鱼类中，一级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占我国淡水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2/3，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濒危鱼类物种达92种。

　　2006年11月6日到12月13日，一个由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瑞士、日本、德国、印度7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考察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长江淡水豚类科学考察，对长江豚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摸底调查。经过共39天、3400公里的航行，没有发现白鱀豚的踪影。英国学术期刊《皇家协会生物学快报》随之发表“2006长江豚类考察”结果，确认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长江女神”白鱀豚被认定为功能性灭绝。

　　同样令人痛心的是，作为长江中仅存的哺乳动物江豚，在长江干流的种群数量也只剩下1200头，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种群数量的一半。而据2012年长江淡水豚科考结果表明，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045头，6年间下降速率为13.7%。

　　2017年11月10日，由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主办，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承办的“2017年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在武汉启动。此次江豚科研考察持续40天，涵盖从宜昌到上海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以及主要的叉江河支流。科考活动通过目视观察，结合船尾拖拽的被动声学考察设备，并间隔50km采集水样、底泥、水下噪声等，还利用无人机遥感镜头监测栖息地环境。“水陆空、全方位”的考察搜索，结果表明，江豚依然游动在“功能性灭绝”的边缘。

　　参与此次科考的中科院水生所博士梅志刚说：“江水太浑了，江豚的视力越来越差；而且江豚靠声纳觅食，交通噪音让它辨不清方向。”

　　多次综合考察分析，江豚的生存主要面临六大威胁：长江干流及两湖鱼类资源近乎枯竭，江豚没有足够的食物；电打鱼、滚钩等违法渔具造成江豚死亡；大面积挖砂破坏江豚的栖息环境；高密度航运造成江豚被螺旋桨打死打伤；水利工程建设导致江豚种群之间的迁移和交流被中断；水域环境污染。

　　2016年年底，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正式发布《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要求以原地保护、迁地保护和遗传基因保护为重点，集全社会力量加快推进实施长江江豚拯救行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全国人大代表提交建议，将长江江豚升级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此外，“淡水鱼之王”白鲟，自2003年以来未见踪迹；“水中大熊猫”中华鲟，野生种群的维系依然堪忧；“长江美味”鲥鱼没有了、刀鱼岌岌可危——

　　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亮担忧，在长江水生生物链中，各个物种特别是珍稀特有物种资源正面临全面衰退，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批长江水生“活化石、活标本”，真的要彻底告别人类了。

　　针对这种危急局面，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和关键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根据珍稀濒危水生物种的分布特点，针对不同保护对象和保护区域，因地制宜，分类分区施策，实行多目标管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分阶段、有步骤地加以实施。经过近20年努力，在长江流域划定53个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和279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涉及到长江流域接近1/3的天然水面。

　　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依民介绍，2017年，农业部已分别制定了长江江豚和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配合环保部和发改委制定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生态保护规划，还成立了中华鲟和江豚保护联盟。

　　可喜的是，湖北的何王庙、安徽的西江以及湖北的天鹅洲建立起3个江豚保护区，陆续迁入了几十头江豚。3个保护区迁入的江豚都有幼豚出生，目前保有量接近100头。

　　长江的源头、生态环境较好的青海省，长江流域青海段流经8县1市，高寒地区鱼类分布较少，仅有21种，其中5种已经列入《中华物种红色名录》。为保护高原水生野生动物和特有鱼类资源，在农业部支持下设立了4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对重口裂腹鱼、齐口裂腹鱼、川陕哲罗鲑、裸腹叶须鱼等鱼类及生息水域，实施重点保护。基本覆盖了长江源头主要鱼类栖息地，裂腹鱼资源明显恢复性增加。

　　2017年农业部会同环保部、水利部等七部委，对长江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全面检查，对涉保护区的工程进行了专项清查，对巡查中发现的措施不到位、认识不到位、管理措施不规范、补偿措施不力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同时，沿江渔业主管部门对以往的涉水工程也进行了普查，对以往存在的长江流域的港口、岸线，特别是小码头、采石场、堆场进行了全面清理。

　　记者也看到，在各省份有关保护区建设的总结材料中，普遍写有“增加经费”的要求。

　　如果没有生命长江，不可能有美丽中国。建设长江生态大屏障，必须摆在压倒性位置，必须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对一切不合理的行为“喊停”

　　绿色发展，从曾经的选择题变为当今的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阐述得十分透彻：“通过立规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要设立生态这个禁区，也是为如何发展指明路子。我们搞的开发建设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的。”

　　大江大河的治理与保护，历来受到人类的高度关注。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与大河流域的治理密切相关，并形成一整套的“治水政治”与“治水文化”。

　　长江干支流众多，流域面积上万平方公里的支流49条，支流上游又有支流。条条黄金水道，兼得水利、水能、航运、建材、旅游、军事等资源之利。个个通江湖泊，大开大合，疏洪解旱，惠泽沃野，所以才有“两湖熟，天下足”之说；同时也是大批候鸟越冬的栖息地，一年一度，大自然的精灵飞越千万里，寻梦而来。

　　高度开放的水域，构建起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母亲河博大的胸怀，往往也成为“随意撒娇”之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受到诸如水电工程建设、采砂作业、疏浚航道、港口建设、航运、建桥、围湖造田、闸坝、植树等严重影响，城乡生活污染、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船舶污染等“多管齐下”，母亲河不堪重负。

　　数据显示，长江流域5万多座水坝库容超过10个三峡工程，近两万座水电站装机容量占了全国的2/3。长江流域劣于三类水质的河长占22.6%，60个湖泊全年水质达到三类及以上的仅占23.3%，湖泊富营养化严重。

　　历史上十年九旱的湖南省，如今屡遭缺水危机，地处洞庭湖“锅底”的南县，有的年份农民种地要打深井找水；鄱阳湖区枯水期提前，持续时间延长；2011年春天大旱，鄱阳湖底出现大面积草场，人们戏称“冬季到湖区看草原”。

　　共抓大保护，从中央到地方、到各级主管部门必须统一行动，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放在首位。刹住无序开发，限制排污总量，依法打击破坏生态行为，是为治标；处理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五个重大关系”，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则是治本。只有标本兼治，才能让万里长江生生不息、永续发展。

　　湖南省还在加大治理力度，已公开《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十大重点领域九大重点区域整治，力争实现湖体水质达到三类标准等多项目标。

　　今年4月下旬，在地处长江干流河滩的岳阳市君山华龙码头，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端详两幅照片：前一幅，污水横流，分辨不出哪儿是砂石、哪儿是江岸；后一幅，芦苇铺绿、水清河晏、江豚腾跃，治理前后效果明显。习近平走进江边的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站，看见保护区的麋鹿正在悠然地吃草。当听说一群候鸟至今没飞往北方，总书记笑着说“它们恋恋不舍”。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江，是人类的家园，也是鱼类的家园。船工号子，渔歌唱晚，传递着生活的故事；楚辞汉赋，秦淮古韵，耀动着文明的光泽。只有留住绿水青山，只有人、水、鱼和谐共生，才能构建协同发展的生态文明蓝图。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待到中华强盛时，这是一条轻松摆动身姿的巨龙，这是一条造福人类的美丽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