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海屯路294号院的一座小楼,是五华区海源社区居委会所在地,各项社区服务多以窗口形式集中在公共服务大厅,唯独以“李学”命名的人民调解室独自占据了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且一楼临街,地理位置优越。

　　“把最好的地儿给人民调解,那是必须的。”海源社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李绍先说,海源社区持续多年城中村改造,拆迁面积达81%,涉及常住人口79%,各种利益冲突、各类矛盾纠纷频发,但从未发生过一起群众上访、民转刑案件,“李学调解工作室”功不可没。

　　以个人名义命名的调解室,云南全省有264个。《法制日报》记者近日走访了解到,云南在全省全面推行个人调解工作室,发挥品牌人民调解员的示范引领作用,有效推动提升调解工作整体质量和水平,有力夯实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群众夸

　　8月2日下午,昭通市巧家县白鹤滩司法所内,79岁的谢德芝老人弓着背,安静地坐着。由于耳背,加上记忆力衰退,她已记不太清一年半前那次调解的细节。

　　突然,谢老太噌地站起身,拄上拐杖,快步走向门口——胡芳聪外出回来了。满脸笑容的她拉着胡芳聪的手,思路也变得清晰起来,“真的感谢你,现在日子过得好哦”。

　　原来,由于白鹤滩水电站建设移民,谢老太两口子动迁获得一宗宅基地和40万元补偿,因小儿子不尽赡养义务,谢老太想把财产都留给大儿子,导致兄弟俩反目成仇。

　　村里久调不结,于是找到“胡芳聪调解工作室”。胡芳聪走访了解情况后,组织开展调解,他既讲法律,老人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也讲情理,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两个小时释法说理,终于促成和解。

　　“‘胡司法’这个人相当可以。”谢老太转身对记者说。

　　“有事就找‘胡司法’”,已成为当地群众的口头禅。

　　从昭通市巧家县到昆明市五华区,需要开车走5个多小时坑坑洼洼的山道。8月3日,当记者赶到五华区采访个人调解工作室时,同样感受到当地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高度认可。

　　在海源社区春城慧谷小区,听说记者来采访“老书记”李学,不少群众主动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夸了起来。

　　居民华某说,她弟弟脑梗卧床,借给邻居的9250元钱却怎么也要不回来,弄得两家人剑拔弩张,李学得知后主动上门调解,磨破了嘴皮子,对方才同意分期还款。

　　“9250元钱是分9次还清的,持续近一年,这么长时间里,‘老书记’坚持每个月都督促、见证对方还钱。”华某深有感触道,“人民调解员,真是咱老百姓的贴心人。”

　　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投诉管理办主任白伟看来,怎么夸人民调解都不过分。

　　“以前,激烈的医患冲突时有发生,我院甚至出现过院长被堵在办公室用痰盂上厕所、医生被扯掉头发等情况。”白伟说,大观街道成立“魏云调解工作室”后,辖区医患纠纷引入工作室,全部化解,“如今,我们年年都是平安医院”。

　　据了解,2013年3月,云南省司法厅制定下发《关于在全省建立以个人名义命名的人民调解工作室的通知》,要求在人民调解员中选择群众信任、有调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经验的,引导设立个人调解工作室,并明确了设立程序、标准以及工作职责和纪律。

　　各地按照省厅通知要求,坚持“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高标准、严要求,确保个人调解工作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并实行动态监管,对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坚决取缔,对成绩突出的适时表彰。

　　“李学调解工作室”“胡芳聪调解工作室”“魏云调解工作室”……各地涌现出一批叫得响、群众信赖的个人调解室品牌。

　　党委赞

　　说起个人调解工作室,五华区委政法委书记霍延也是赞不绝口。五华区医疗资源丰富,加上城市化进程加快,医患纠纷、动迁纠纷多发,极易对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而个人调解工作室成为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纠纷的前沿阵地。

　　仅仅大观街道,辖区就有昆明医科大一附院等6家大中型医院。医院用药不当纠纷、发烧就医死亡纠纷、手术事故纠纷……不少医患纠纷导致群众常年上访闹访。

　　“魏云调解工作室”创新重大疑难复杂纠纷旁听制、医学专家坐诊制、“两长一顾问”(派出所长、司法所长、法律顾问)多元化解制等,坚持情、理、法并用,化解了一起又一起医患纠纷,当事人息诉罢访。

　　自2013年7月成立以来,“魏云调解工作室”调解包括医患纠纷在内的各类矛盾纠纷383件,全部成功化解。

　　持续至今的海源社区“城中村”改造,居民和开发商之间、家庭亲属之间、邻里之间矛盾频发,李学走村入户,访民情、解民忧,先后调解1000多起这类矛盾纠纷,98%以上成功化解,并引导群众走司法程序50多起。

　　当地党委政府评价“李学调解工作室”是城中村改造的“稳压器”。

　　云南是多民族地区,仅海源社区就有大小寺庙10多个,宗教活动频繁。几年前,在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自卫大村村民捐资建造了一座巨型露天佛像。如何平稳拆除佛像,成为当地政府的一件头疼事儿。

　　接到任务后,李学一头扎进村里,充分发挥人头熟、有威望、善说理的优势,了解村民想法,讲明国家法律政策,经过13次反复沟通,最终引导村民于2016年4月主动拆除了佛像。

　　因为工作出色,“李学调解工作室”分别于2015年10月和2016年4月入驻有回迁户安置的春城慧谷小区和辖区一家寺庙。

　　“个人品牌调解工作室借助熟知优势和区域威望,及时调处一线矛盾纠纷,实现矛盾纠纷不上交,为基层党委政府分忧。”霍延说。

　　巧家县副县长魏雪松也持同样看法。他笑言,“胡芳聪调解工作室”不仅赢得了群众信任,成为司法行政机关的品牌,也是当地党委政府眼里的“香馍馍”。

　　原来,巧家县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工程正在进行,大量工程建设上马,又涉及搬迁安置和生产安置近10万人,各类矛盾纠纷集中爆发。

　　“胡芳聪调解工作室”承担了全县疑难复杂纠纷的调解工作,化解相关纠纷近200起。胡芳聪还深入基层,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开展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并及时反馈当地党委政府,为党委政府分忧。

　　前阵子,巧家县马树镇117户村民因工程爆破致房屋受损,多次群体访和围堵工地。县党政领导指派胡芳聪前去调解,他挨家挨户做安抚工作,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基础上,找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损害鉴定,公开鉴定结果,仅用12天,工程方就和117户村民全部达成协议。

　　努力干

　　8月3日下午,为解决家庭纠纷慕名而来的五华区团山社区居民吴某,赶到海源社区“李学人民调解室”,“早就听说过李学的鼎鼎大名,办事特别公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成立个人调解工作室,增进了群众对调解员的信任度,提高了调解成功率。同时,调解员调解纠纷范围也越来越广,其中不乏跨区县甚至跨地市的纠纷。

　　目前李学调解的矛盾纠纷中,有近三分之一是非海源社区的。但他乐此不疲。

　　征地拆迁纠纷、劳资纠纷、邻里纠纷……不管白天黑夜,上班还是休息,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李学的身影。他甚至为此改掉了午睡的习惯,再也没有偶尔搓搓小麻将的时间。

　　“以个人名义命名调解工作室,既是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和激励,也是自己对服务群众的一份庄重承诺。”现年61岁的李学说,他对这样的荣誉格外珍惜。

　　走进“胡芳聪调解工作室”,记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案卷多。数一数,整整58大本。

　　胡芳聪算过一笔账,其22年人民调解工作,未成立个人调解工作室前的17年调解矛盾纠纷1026件,成立后至今,5年内调解的矛盾纠纷已超1026件。

　　包谷垴乡掘坟案,集体打斗一触即发,胡芳聪赶到现场制止后,日以继夜走访调查,经过3天反复耐心疏导,终于平息这场纠纷；白鹤滩镇水泥厂工人作业意外死亡,家属采取在主干道设灵堂等过激手段,胡芳聪前后6次调解,最终引导家属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类似的重大疑难复杂纠纷,胡芳聪不知道化解了多少起。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胡芳聪的妻子赵书琼这样评价丈夫。

　　“群众的信任,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胡芳聪说。而说到自己常年无休,愧对家人时,这位40来岁、皮肤黝黑的云南汉子,不禁哽咽了。

　　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云南全省个人调解工作室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9.6万余件,调解成功近9.5万件,成功率超98%。

　　目前,个人调解工作室的品牌效应正在释放。调解员在做好调解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多措并举开展培训,将自己总结积累的调解方式方法传授给更多人。

　　而作为一项新机制,在推进个人调解工作室过程中,也出现了法律政策支撑不到位、指导监督管理不规范、申请补助程序不畅通等问题,云南省司法厅基层工作处处长杨华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个人调解工作室合法、有序、健康发展,更好地满足新时代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新需求、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