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网记者 郄建荣

12月2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公告，公开了对123家严重超标重点排污单位的处罚结果，123家企业中28家企业因长期超标排放被生态环境部挂牌督办。同时，正在进行的中央生态环境督察“回头看”又通报两起典型案件，其一，四川内江市水污染防治整改工作滞后，局部水环境质量仍在下降，其二，辽宁抚顺市敷衍整改东洲河水质严重恶化。

同一天，由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主办的“2018中国环境上市公司峰会”所关注的“环保强监管下的产业趋势”则聚焦环保强监管是否导致经济特别是环保产业遭遇“严冬”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的观点非常明确，他指出，如果把环保产业以及个别企业出现的问题与环保强监管挂钩是“找问题找错了，解决问题的药方下偏了”。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教授马中则认为，环保强监管和高要求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环境商会首席政策专家骆建华提出，过于依赖行政手段的污染治理模式能不能持续，或者说它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到底该如何去评估，也亟待给出答案。

123家企业超排被罚近八千万元

2018年第二季度重点排污单位中有123家企业（单位）严重超标排放，而按照环保法的规定，超标排放即是违法。

12月2日，生态环保部不仅公开了123家超排企业的名单及处罚结果，而且宣布对其中的28家企业挂牌督办。据生态环境部透露，对这123家超排企业地方开出了7908万元的大罚单，其中，吉林省四平三达净水有限责任公司被按日计罚2900万元；黑龙江拜泉北控水务有限公司被按日计罚1000万元。

生态环境部说，河北省张家口市鸿泽排水有限公司、山西省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内蒙古源通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省大连金龙寺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吉林省长岭县城市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淮安市东方染色有限公司、浙江省衢州市东港污水处理厂、山东省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广西资源县污水处理厂合浦桥分厂、甘肃省武威市供排水集团公司污水处理厂、宁夏沙湖旅游公司北岸污水处理厂、新疆淖毛湖污水处理厂等12省（区）的28家企业因连续两个季度严重超标排放且第二季度结束时仍未完成整改，屡查屡犯、长期超标被生态环境部挂牌督办。

从生态环境部的通报看，一些企业违法情节相当严重。其中，2018年第二季度，张家口市鸿泽排水有限公司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日均值超标43天；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日均值超标60天。

这123家违法超标排放企业被公开曝光的同时，中央生态环境督察“回头看”又公开了两起典型案件。其中，辽宁省抚顺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违法违规问题突出，污水处理厂严重超标排放，甚至在在线监测数据上故意造假，导致东洲河水质持续恶化。四川省内江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黑臭水体整治不到位，沱江支流威远河水质仍在下降。督察组要求两起案件的所在地政府要对涉及失职失责的干部问责到位。

无论是123家违法企业被公开处罚还是督察组公开典型案件，其所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对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必须严厉打击严厉处罚。

真正的环保强监管并没有做到

事实上，近两年来，无论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还是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保强监管的态势始终没有改变。强监管下，一些环境违法企业的获利空间大幅萎缩，甚至有个别企业面临经营不下去的窘境。因此，环保监管影响经济增长等说法也随之在网络间疯传，甚至，个别企业将其盲目扩张所导致的生存危机也归因于生态环保强监管。

经济下滑，一些企业包括民营环保企业经营不下去，问题出在哪？是不是生态环保强监管惹的祸？“现在环保企业出的问题不是环保强监管的问题。”在环境商会“环保强监管下的产业趋势”高峰对话会上，吴舜泽态度鲜明。在他看来，环保民营企业所出现的经营困境“特别是2015年、2016年，PPP（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经营模式）发烧的状态，不是属于春天，而是属于发烧、虚火、过热。” 吴舜泽说，一些企业出的问题不代表整个环保产业都出了问题。“更不能拿春天和冬天这样一个概念化的词来给环保产业贴一个标签。”他特别强调，不能把个别企业的现象当成全行业的普遍问题。

“环保强监管下的产业趋势”高峰对话会现场

吴舜泽指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在哪个阶段生态环保依法常态监管都是对环保产业发展的最大驱动力。他认为，个别环保企业遇到的问题不能放大到整个环保产业，“更不要把环保产业，个别企业存在的问题跟环保依法常态监管挂上钩，这样找问题就找错了，解决问题的药方也就下偏了。” 吴舜泽说。

马中长期研究环境经济问题，在他看来，常态监管是不是严，要从“十三五”提出的环境目标和要求以及四大污染物的总量削减目标是否实现来看。“四大污染物总量消减不降反升，真正的强监管并没有做到。”马中说，如果真是实现了强监管应该是好事，“现在的问题是强监管和高要求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地。”

环境税法实施后仅收了80亿

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不外两种，一种是基于政府的命令控制模式，另一种是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模式。而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生态环境污染治理过于依赖行政手段而忽视了环境经济政策作用的发挥。

对此，吴舜泽指出，不能把政府和市场两者对立来看，“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两者之间是互为促进的，没有依法常态化的环境执法监管，经济政策几乎不起作用。” 吴舜泽说，相对来说，现在地方上用的比较多或者比较擅长的是行政命令控制型模式，“一个国家在解决环保意识不到位、环境责任不到位的时候，打头炮的一定先是行政命令，然后才是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政治政策。” 吴舜泽指出，我国各种各样的政策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落实好。他说，目前的关键是要把现有的政策用到位，把该办的、已经承诺的事办到位，在现有政策没有用到位的时候，不能再急于出台新政策。吴舜泽特别强调指出，解决一个生态环境问题，无论是行政政策、经济政策还是市场政策需要相向而行、协同匹配，同时，还要加强协同、狠抓落实，这样才有可能使环保产业发展的好，才能带动环境质量加速改善。

马中则提出，中国不缺环境经济政策，但是没有用好，没有用起来，“最简单的例子，环境税法实施后，到今年10月只收了80个亿的环境税。而环境税法实施前，所征收的排污收费一年可达200亿。” 马中说，国家现行的经济政策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管制政策基础之上，因此，他提出，环境监管还不能脱离管制性政策。

金铎、刘玉军、唐燚以及雷霆分别来自环保上市企业或央企，在他们看来，生态环保强监管对企业来说既有危机更是涅槃重生的大好时机。

法制网北京12月3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