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复兴梦想，起航在乡村 　　时光倒退70年，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急需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太行山深处的山西平顺县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出爱国丰产竞赛活动倡议书，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推动了农业农村工作，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
　　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土地改革政策，到十九大之后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在持续地描绘一幅独具中国特色却千年未有之秀美画卷。
　　（一）
　　如果有一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城乡版图录影带，我们把播放速度放到最快，会看到一幅城乡板块和边界不断变幻的图景。
　　共和国成立70年的历史片段中，成千上万的村落在时代更迭中彻底消失了踪影，又有许许多多的村落，从时间的平面中崛起，矗立成共和国版图上的一座座丰碑。
　　我们再把播放速度调到最慢，会看到这些丰碑上，刻着一连串关键词。
　　“耕者有其田”“包产到户”“市场经济”“乡镇企业”“城乡统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些字眼从广袤的农村大地上跳跃而出，孕育成共和国每一步前进的动力，像一个个壮丽的音符，协奏成一曲大国“三农”的宏大乐章。
　　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农民代表李连成向习近平总书记畅谈了“中国农民的八个梦想”，从肚子温饱，到家园美丽，从阖家安康，到民族尊严，李连成说得笃定清晰，因为他知道，盛世如斯，这片土地上升腾起来的梦想，都有了可以扎根的厚实土壤。
　　70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造就了中国农村的翻天覆地、改天换地。
　　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二）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70年前的中国农村，应该是贫穷。这贫穷，是“泥垛墙、茅草棚，挡不住风、遮不住雨，缺吃少穿，走路打晃”的贫穷。
　　如果再选第二个词语，应该是荒凉。这荒凉，是“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生老病死一辈又一辈”，看不到改变与希望的荒凉。
　　作家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写实的笔触，描绘了上世纪40年代寒冷而荒凉的东北大地：乡土人的物质生活是简单的，“煮一点盐豆下饭，就是一年”；生存方式是简单的，“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生活目的是简单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人生理想是简单的，五岁的孩子都说长大了“开豆腐房”；人生要求是简单的，“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一辈子横下心做出的最大“壮举”，是“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
　　这曾是中国农村千百年不变的样貌。看不到尽头的贫穷落后，给予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怎样的沉重和辛酸！
　　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声呐喊，千百年来只能把腰杆弯到土地里的中国农民站起来了，他们释放出前所未有的，令人惊异的生产力，胼手胝足地重新铸造属于自己的家园。
　　石多土薄，山西大寨人十年为一役，硬生生用秸秆、粪肥改造了大自然给他们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修成了旱涝保收、亩产千斤的800亩“海绵田”。
　　连年干旱，十万河南林县人从太行绝壁上“抠”出一条纵横1500公里的红旗渠。新中国百废待兴，林县百姓说：“国家没钱，我们自带干粮也要修成。”削平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双手刨出的太行山石，可以从哈尔滨到广州再造一条高3米、宽2米的“长城”。——“誓把山河重安排”，祖祖辈辈“修地球”，当这“地球”由自己当家做主，沉寂了千百年的农村热闹起来，沸腾起来，欢实起来。
　　（三）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由于国力尚弱的大背景和工业原始资本积累的需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不仅成为农村发展的“短腿”，更成为制约整个国家发展的巨大瓶颈。
　　物质基础上缺乏财力支撑，意识层面上的问题更为深刻。“农村的教育农村办”“乡村道路农民修”等标语在曾经的农村随处可见。
　　明面上的设施尚无暇顾及，农村厕所这样的“里子”工程更加滞后。直到进入21世纪，大片农村地区的旱厕架构依然是“一个土坑两块儿砖，三尺土墙围四边，晴天臭烘烘，雨天粪水流”。
　　“水浑浑路黄，进出全靠雨鞋蹚……”聊起村庄的环境，浙江省衢州市双桥乡希望新村的杜学集老人眉头就拧了起来。杜学集着急，坐在他对面的客人同样着急。
　　这位客人，就是刚刚调任浙江两个多月的习近平同志。时间：2002年12月。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调研，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如下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迅猛发展，但农村群众的生活质量并没有相应提高，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如何消除城乡差距？浙江的指针是：群众关心什么就做什么。
　　2003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浙江拉开序幕。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从浙江省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村道硬化、垃圾收集、卫生改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15年后的2018年，下姜村村民姜丽娟从风景如画的家乡出发，代表一千多万浙江农民，站在了美国纽约的领奖台上，他们通过自身行动和影响力，展现着中国新农村建设对环境领导力的承诺和远景，“千万工程”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战略以巨椽之势描绘着农村大地的新蓝图。
　　这是一场新时代的愚公移山。逢山架隧道，遇谷架大桥。在滇西北的群山峻岭中向下俯拍，几乎每座山上都有弯弯绕绕的公路，最弯的一条，7公里有68个弯，电力铁塔从山脚向山顶艰难延伸，很多地方甚至是以近乎直角的姿态暴力上拉。
　　昔日的林县人带着干粮和铁锹修通了红旗渠，今天啃掉农村贫困面貌的“硬骨头”，党和政府，还有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冲在了最前面，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农村地区有99.9%的自然村通公路、99.9%的自然村通电、99.7%的自然村通电话、98.1%的自然村能接收有线电视信号、95.7%的自然村通了宽带、65.3%的自然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83.6%的自然村实现了垃圾集中处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宏图逐次展开。
　　农村的基础设施大变样，农民们关注的点，也从“面子”，转向了“里子”。今年全国两会上，农民日报记者代一位山东省莱阳市名叫王巧丽的农民，向韩长赋部长提问，我们村的厕所什么时候可以革命？
　　韩长赋回答：今年要推动全国三万个村庄，大体上是一千万的农户实现改厕，中央财政计划安排70亿元支持这项工作。
　　（四）
　　“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70余年前，美国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下这样的字句。
　　回望中国农村70年的改革之路，我们总能看见来自国家推动和农民探索两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它们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地相互激荡，汇聚成了巨大发展合力，塑造着中国农村向前奔跑的姿态，拓展着升腾在这片土地上的梦想实现的空间。
　　在全国政协，收藏着这样一幅油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拄拐杖，颤巍巍地来到选举的地方，边走边瞧着手中的豆子。一个农民不小心将豆子落掉，又小心翼翼地捡起，神态专注而认真。这幅油画，刻画的是解放初期，农村“豆选”的场面。
　　“金豆豆呀银豆豆，比不上咱的土豆豆。一张选票一颗豆，小心投在碗里头。”共产党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普遍还不识字的农民中间，进行了最早期的“民主训练”，告诉他们，新中国的天地，农民自己当家做主。
　　民主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自己生根发芽。
　　1980年，广西河池市合寨村村头的大樟树下，85户农民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以解决包产到户后生产队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减弱，农村社会事务无人管理的问题。1982年，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写入宪法，“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和罢免”，标志着“中国村民自治”的探索上升为国家意志，确认了又一个发生在农村大地上的伟大创造。
　　时代带来的问题从来不曾停止。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三农”短板日益凸显，农村“空心”、农户“空巢”、人口“老龄”，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员“领导力”不强，群众对村务参与淡漠等现象也随之而来。而乡村治理的智慧，伴随着这些问题，在村民自治的厚土上不断生长。
　　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圆形的村民议事厅里设有16人的圆形主席台、285个席位及可视参观通道。圆桌会议上的每个人都有平等发言权，再也不是村干部在台上讲，村民在台下听；湖北省荆州市双马村有了法律顾问，土地流转、婚丧嫁娶、创业工作，法讲清，理说通，“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在农村越来越少；陕西旬阳，全县306个村（社区）都有了自己的《新民风讲义》，群众说、乡贤论、榜上亮，“诚孝俭勤和”的新民风和风拂面，把积习难改的陈规陋俗化解得润物细无声。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顶层设计和基层智慧再一次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以问题为导向，为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五）
　　玉环岛，孤悬东海，海天苍茫。
　　在这个属于浙江省辖域范围的小岛之上，鸡山乡86岁的叶冬香老人安坐家中，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干江镇梅岭村妇女陈菊芬只需要在村头“农家书屋”里点下鼠标，就能借阅台州图书馆里的藏书；在楚门镇楚州文化城，农民林高城可以参加越剧、烘焙、园艺、象棋等免费活动。
　　这一切，是城乡统筹带来的好处。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城与乡一直是一对极其重要又极难处理的关系。进入新世纪，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迅猛发展，一些地方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显露，成为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一大掣肘。
　　不能让城市不发展来等待乡村发展，也不能单纯地指望城市充分发展之后自发地辐射乡村。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理论上，摒弃了以往的中心—外围发展理论，转而强调城乡并重的包容性发展理论；在实践上，改变了传统经济学智慧所主张的“城市带动、工业反哺”的三农发展模式，转而探索城乡并举的融合发展模式。城市和农村之间开始形成协调、互补的关系，像一对恋人，发展自我各美其美，又互为补充美美与共。
　　我们看到，城市拥有的便捷公共服务，在农村一项项实现。均衡配置城乡教育资源、构建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城乡统一社会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统一规划城乡路网建设等具体措施逐一落地。
　　我们看到，城市没有的乡愁与风物，在农村得以保留和整合。大广场、宽马路、整整齐齐的路灯、排排坐的房子不再是农村一味追求的“标杆”，原汁原味的农舍、林荫密盖下的羊肠小道、潺潺的流水、吱吱呀呀转动着的水车成为乡村人的自豪。
　　张琦是一个典型的城市青年，出生于杭州、浙大毕业、加入阿里、研发白领人都用的“钉钉”。四年前，他和朋友联合创办了“宋小菜”生鲜农产品电商平台，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里，他会跳上一列从杭州通往某地的高铁，在高铁站附近租一辆车，沿着越来越通畅的乡间国道前往他们公司合作的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产品集散点，沉在农产品主产地的出差时间往往长达一两个月，甚至更久。
　　张琦说，他们和那些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的乡村青年一样，只不过他们的根在城市，事业天地，却伸向了广袤的农村。他把和自己一样的这群人，叫做“反向青年”。
　　人员、资金、要素，在城乡之间愈发自由地流动着，这种流动，是城乡之间互生敬意、平等共融的流动。在这种流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农业大国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乡村自信”。
　　还有许多变化正在发生。
　　2019年8月16日，东海之滨，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崛起。经国务院批准，县级龙港市成立，由浙江省直辖。从5000多人增加到38.2万人，从5.2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大到183.99平方公里，从东海滩涂上的小渔村升级为现代化的城市，东港农民，为自己造出了一座城。
　　几乎是同样的时间段，澜沧江畔的傈僳族村民亚普扒，熄掉了山上“千脚房”里的火塘。火塘里的火种伴随着傈僳族先辈跋涉千里，从不曾熄灭。“不灭的火塘”熄灭了，109个傈僳族寨子的681户2200多人搬出了大山的褶皱，住进异地搬迁的新社区，燃气灶腾出蓝色的火焰，傈僳人心中的火种，烧得更旺了。
　　有的村庄在消失，有的村庄脱胎成了新的城镇，还有更多的村庄在山花繁茂处，为人们留存着永远的乡愁，涵养着人类本性的回归。中国农村正在以各种各样适宜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现时代下的存在方式。
　　城乡版图的录影带依旧在增加着新的内涵。我们坚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的大信念下，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我们终将看到，中国乡村，以符合现代化要求和乡村特点的新形式，实现属于农民，属于农村的辉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