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发展中国家多位于南半球或发达国家南部，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被称为“南南合作”，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参与者，通过分享发展经验、传授专业技术知识等途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覆盖医疗、教育、农业等多个领域。尤其是从2013年以来，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与“一带一路”新型发展倡议，为多边南南合作注入了全新时代内涵。
　　中国是农业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农业经验和技术，提供各种支持，多年来一直是合作重头戏之一。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学者，这次着重讲述了他们在坦桑尼亚与当地农民一起种玉米的故事。项目不大，却恰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上携手前行的美好缩影。那揭示了一种与西方援助有所不同的合作路径：更加“接地气”因此也更适用的发展经验、基于“平等性”和“主导性”的合作，对方是“东道国”而非“受援国”，让“东道国”成为项目以及自身发展的主导力量。
　　由此溯回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的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时光流逝，如今中国已是十四亿人口的国家，初心不变。 　　【长报道】
　　“我们先欢迎Professor Xu讲几句……”
　　2018年，当徐秀丽作为中国援外专家在坦桑尼亚项目点的会议中被邀请致辞发言时，她有点儿恍惚，好像一下回到了14年前。那时她刚参加工作不久，协助加拿大援华项目开展工作。在那些项目仪式上，被邀请最先上台“讲几句”的，是来自加拿大的专家。
　　现在是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的徐秀丽，2004年从农大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毕业。而学院前身之一的农村发展学院，则脱胎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联邦德国综合农业发展中心”。“中德中心就是德国援华项目的一个产出。”中国农大副教授周圣坤说。
　　1990年起，包括徐秀丽的博士生导师李小云，周圣坤以及人文与发展学院现院长叶敬忠在内的十数名年轻学者，在中德中心支持下前往德国荷兰等地学习。13年后，李小云、周圣坤及人文与发展学院的研究团队，来到紧邻赤道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运用发展学的知识和中国发展的经验，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提升当地农业发展水平。
　　这一次，他们从受援国的代表，变成了援助国的专家。
　　与坦桑尼亚农民一起种玉米
　　在欧洲留学的1990年，李小云曾前往坦桑尼亚实地调研农业农村发展情况，“我的坦桑尼亚情结就是从那开始的”。2010年，他作为世界银行的国别专家，再次来到坦桑尼亚，为坦桑尼亚做农业发展政策咨询。 　　当时身为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的李小云，同时还兼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顾问工作，中心在坦桑尼亚设立减贫试点的设想诞生了。而在前一年，现任南南农业合作学院执行院长的武晋在坦桑尼亚调研时，通过在当地经营剑麻农场的中国农业发展集团的帮助，进入到莫罗戈罗省的佩雅佩雅村。
　　由于这层关系，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合作的非洲第一个村级减贫学习中心项目，落在了佩雅佩雅村。
　　玉米是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农民们会将玉米磨成面，再做成口感类似中国发糕的食物食用。李小云在调研时注意到，习惯于广种薄收的当地农民，田地里玉米种植密度严重不足，每英亩（约6.07亩）大致只有6000到9000株。
　　周圣坤还记得他们刚来时，农民们种植玉米的方式：男人扛着锄头，抬脚时锄头也高高举起，落脚时锄头锄在地上，走一步就是一个坑，男人的身后则跟着女人往坑里埋种子。而其他作物的播种，武晋描述，就是人站在地里以半弧形撒播种子，落在哪儿便是哪。
　　李小云估算了一下，在这样的种植方式下，玉米的平均产量只能达到每英亩300到500公斤，换算成中国的亩制，也就是大约每亩49到82公斤，“非常非常低”。
　　但另一方面，曾是中国第一个作物栽培学博士的李小云发现，这些玉米的“秃尖率”比较低，说明土壤自然肥力的供给还算充足。
　　基于这些基本情况，并考虑到当地农民没有财力承担化肥的使用，李小云团队根据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经验，设计了以合理密植为核心，辅以间苗补苗、中耕除草保墒、培土等只需要劳力投入的一整套劳动密集型玉米密植方案。
　　为了让村民改变过去随意估算株距行距的做法，周圣坤跑到当地商店，定制了一款“播种绳”：每隔30厘米系一条彩带，标记播种的点。播种时，这根“播种绳”两头绑在木桩上插在地头，两头木桩旁再垂直于“播种绳”各摆放一根约75厘米的木棍；一行播种完成后，两头的农民同时将木桩移到地上木棍的另一端，插下木桩后，又重新摆放木棍的位置，以保证合理且固定的行距。这样的株距和行距，在提高种植密度的同时，还方便了后续锄草等工作。 　　但是佩雅佩雅村的农民对来自中国的技术将信将疑，第一年没有一户采用。2012年，村里选出了10户示范户，各自拿出一英亩的土地来尝试中国技术。但示范户选择地块时又很“随意”，武晋回忆，那些地要么还是生地，要么遇上一点灾害就给淹了，10户示范户尝试中国技术没有任何收效。
　　本来以为又是失望的一年，没想到佩雅佩雅村的村执行官员偷偷在自家田里也试了一下。村执行官员告诉周圣坤，在使用中国技术后，他家玉米的产量提高了一倍。 　　中国技术终于开始缓慢地传播，2013年到2015年，新增的示范户分别为31户、44户和53户。“商店后来还自己制作‘播种绳’出售。”周圣坤笑说。
　　去年，周圣坤第19次回到佩雅佩雅村，发现全村450多户中，已经有75%的农户采用了这项中国技术，“产量能提高50%到180%。”
　　过去，农民们收获后，会将玉米出售变换现金以应付各种支出，但那时却是价格最低的时候；当口粮不够吃时，又再在价格最高的时候购买粮食。“导致了自己对自己的剪刀差。”徐秀丽说。
　　解决燃眉之急的需要，总是让穷人们无力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理性选择。
　　而来自中国专家的“小技术”和它所带来的“大丰收”，让佩雅佩雅村农民能存下余粮来减缓在高价时购买的压力，也让他们的生活逻辑有了变化的可能性。
　　中国的农业技术“各个县和村抢着要”
　　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副院长唐丽霞也曾是李小云的学生。而在她到坦桑尼亚前，并不是很确认李小云及其团队对项目成果的描述。 　　唐丽霞此前曾前往多个中国援助非洲项目调研、评估，有大量在非洲调研的经验。“在项目点上、项目的周期内是成功的，但在项目点、项目周期之外……”唐丽霞摊了摊手。很多时候，当专家离开后，项目的运转便陷于停滞。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上马快、见效快，滑坡落马也快”。
　　2017年，唐丽霞来到坦桑尼亚评估同事们的工作。在瓦辛巴村，农民准确地向她描述了中国技术的种种细节，和李小云团队的设计完全一致。她意识到，这一次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她以往见到的案例，确实不一样。
　　瓦辛巴村是李小云团队的第二个试点村，也意味着项目进行到了第二阶段。“我们刻意退后一步，让当地政府去做。”武晋说。周圣坤介绍，第一阶段主要还是靠中国专家的引导，第二阶段时，在科技部的支持下，他们开始注重当地政府的能力建设。
　　一方面，他们邀请上级官员多次访问项目点，给村里的政府官员以执行的动力和压力；另一方面，他们或在当地开展培训活动，或是邀请官员来到中国参观学习，实地观摩中国基层干部是如何“包村包户”的。李小云将其称之为技术性经验示范之外的制度性经验示范。
　　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被徐秀丽归纳在了中国经验之中，“要致富先修路嘛。”徐秀丽笑说。但是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给钱，然后‘咵’一下建好，这对于中国援外项目来说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武晋说，但在佩雅佩雅村，他们则试图在一些小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时，让当地农民也参与其中，来充分挖掘他们的主动性。
　　当地人对于这帮中国专家的做法很不解，“你要建就建嘛。”武晋说，在他们眼中，这是中国人要做的项目，并不是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徐秀丽介绍，经常和西方援助者打交道的当地人，更熟悉的援助方式则是援助方给“预算”，当地人像打工一样给援助方做事。 　　在佩雅佩雅村，经过长时间的动员和等待，最终还是让当地农民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了饮水管道、公路和村公所的建设中。熟悉了中国人的做事方式，第二个试点村瓦辛巴村的农民自发地修起了村公所。“第一个村公所还有些中国风格，第二个村公所的色彩、装饰就非常有当地特色了。”徐秀丽说。
　　在瓦辛巴村，徐秀丽观察到，在过去荒地上建起的村公所旁，渐渐聚集起了当地人自发修建的酒吧、商店等商业设施。同时，收入增加的农民开始雇佣劳动力，带动了周边村庄的就业。参与示范的农户，每年玉米收获后还会留出8公斤适应中国技术的改良种子，也就是一英亩土地播种的量，交到不曾参与示范的农户手中，帮助他们走上减贫的第一步。
　　2018年，项目进入到第三阶段，要在莫罗戈罗省的10村中推广1000户，称作“千户万亩玉米密植增产技术示范工程”。
　　“实际已经有近两千户采用了。”正在坦桑尼亚做培训的武晋告诉记者，第三阶段时，当地官员作为主导力量参与到项目的策划、执行、管理等各个环节中。
　　唐丽霞也在第三阶段加入了这一项目中。因为坦桑尼亚路况很差，团队本想选10个地理位置较为接近的村庄，可在省里开会时，“各个县各个村都抢着要，最后只好平均分配。”采访中，唐丽霞的笑容显得既高兴又无奈，因为她不得不在12小时只能开300公里的路况中，奔赴10个分散的村庄才完成前期的调研工作。
　　受援者与援助者的角色互换
　　1987年，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的李小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也就是著名的“九号院”工作。
　　工作的几年间，他先后遇见母校时任副校长毛达如教授和时任校长石元春院士。在两位校长的先后邀请下，1989年，李小云回到母校，加入德国援华项目之一的中国-联邦德国综合农业发展中心，成为中德中心主持工作的实际负责人。“现在人发学院西区的小楼，这些柜子、桌椅还都是当时德国援助的。”徐秀丽指着办公室里的资料柜和书桌说。
　　商务部网站资料显示，从1982年开始的30年间，德国政府共向中国提供12.1亿美元无偿援助，中国也是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
　　早期中德中心的工作更多是有关农村区域的调研、开发和推广。上世纪90年代初，最早由李小云开始，包括叶敬忠在内的一批年轻学者通过中德中心项目资助，前往德国、荷兰等国家系统地学习农业发展理论和方法。他们归国后，中德中心的工作慢慢转向了支持国际项目在中国实施的咨询领域。
　　1998年，中德中心团队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大家一致同意中德中心不应变为一个商业性发展咨询公司，而应该作为大学里的一个教学科研部门存在。之后，中国第一所发展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正式设立，李小云出任院长。2002年农村发展学院同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相关院系合并，人文与发展学院成立，李小云担任院长直到2015年。
　　李小云回忆，“我们今天农村发展学科的最初来源”，是德方代表送给他的一本名为《综合农业发展指南》的小薄书。在这份英文材料中，李小云了解到参与式发展、农村发展等一些框架性概念。而那些国外援华或是中国援外工作，在发展学的术语中，被称作“国际发展援助”。
　　中国曾是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接受援助最多的受援国。
　　197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批准了第一个援华方案，并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接受来自西方的发展援助。据世界银行业务评价局2004年撰写的《中国：国别援助评价报告》，1981年至2000年间，以日本、欧盟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了总计116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低息、无息贷款和无偿赠与，而前两种方式又占据援助总额的绝大部分。
　　这些发展援助涵盖了农业、工业、科研、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前外经贸部外事司副司长孙杰在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中回忆，学名为西蓝花的绿色菜花，就是联合国援助北京蔬菜研究中心的引进品种，“小时候没吃过绿色菜花，只吃过白色菜花”。李小云介绍，德国政府通过中德中心在中国也设有12个援助项目，包括畜牧、玉米、农业生产等等。
　　而上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徐秀丽认为，中国人民更熟悉的苏联援助，也可以算作发展援助之一种。
　　与接受国际发展援助同时进行的，是向外提供发展援助。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白皮书介绍，1950年开始的对朝鲜和越南的物资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开端。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
　　唐丽霞和李小云曾对中国援助非洲的历史进行过研究。他们发现，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一个延伸。上世纪70年代，农业增产“八字宪法”和“大寨模式”被中国援外专家带到了非洲，援助14个非洲国家推广种植水稻70万亩。但是，这种大农场援建模式需要依靠特定的动员机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一定的农作技术和经验。中国专家离开后，这类项目马上就陷入了困境。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专家也尝试采用承包制的方式来改造前期在非洲援建的农业项目。而随着改革程度加深，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也被引入到援非项目中，通过企业运作来维持与维护援助项目。
　　2011年，曾经受益于国际发展援助的李小云团队，来到坦桑尼亚的土地上，为这个叙事添上了新的一笔。徐秀丽笑称，在当地的农业大学中，他们相当于再造了一个“中德中心”。 　　国际发展援助已成为现代国家标配
　　“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要援助我们呢？”很多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中国合作方，都曾这样问李小云。其实李小云最开始接触国际发展援助时，也有同样的疑惑。
　　按照那些国际发展援助组织的自陈，李小云过去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有钱有技术，他们想帮助我们发展”。他曾经对此“一直深信不疑”。
　　而在发展学领域深耕近30年后，李小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和总结。“原因不外乎三种：道义、功利和国家发展后向外延伸的冲动。”李小云说。
　　在李小云和团队里其他学者的研究中，“道义”的维度下包括缓解全球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人道主义伦理，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于过去殖民造成发展上结构性压迫的责任感和补偿心态。战略、商业、贸易等各方面的考虑和需求则都可以囊括在“功利”的维度之下。
　　第三点是李小云的经验性总结：很多发展成就不如中国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外交往更多、国家能力也提升了，都会开展国际发展援助。
　　徐秀丽认为，这是因为经过七十多年的演变，国际发展体系已经同政治、经济、军事一样，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为李小云著作《发展援助的未来：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写的书评中，徐秀丽指出：“国际发展体系是构成当代全球秩序的核心部件，是现代国家的标配——生存于当今国际体系之中，不管主观上愿意还是不愿意，实践中参与是多还是少，该体系都在那里，无法规避，且不得不进入其中。”
　　“虽然国际援助发展起源于冷战，但客观上它也促进了全球和平与发展。”徐秀丽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规定，成员国需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进行国际发展援助，这个比例经过多次调整后，在1993年被确定为“国民总收入（GNI）的0.7%”。传统发达国家对外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0.3%。
　　不过，中国并没有加入这一发展援助委员会，而是一直强调基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框架开展行动。
　　现有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已受到有关“有效性”的质疑，发展援助的产业化，以及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援助时附带基于西方价值观条件的做法也遭受了诟病。而早在1964年，中国政府即已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新发展知识”下的新南南合作
　　早年在西方援华项目协助工作的经历，让李小云和他的团队特别注重避免在坦桑尼亚成为又一个“西方援助者”。徐秀丽介绍，在接受西方援助时，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西方援助项目纳入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所以，李小云团队在项目进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坦桑尼亚方的主动性，希望他们能成为项目以及自身发展的主导力量。
　　基于“平等性”和“主导性”，李小云团队更愿意将类似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称为“东道国”，而非“受援国”。
　　李小云将中国的发展援助方式称为“平行经验的分享”：一方面，很多东道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与中国经历过的发展阶段更为接近，相比发展阶段更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方案，中国经验会更加适用；另一方面，中国采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示范”和“分享”的方式，供东道国自行比较与自主选择。
　　实际上，随着中国逐渐通过南南合作的框架加入国际发展援助，更加强调平等互利的“国际发展合作”，已慢慢成为原有“国际发展援助”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21世纪以来，国际上开始逐渐重视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实践和经验。
　　李小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中国今后进行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抓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将有助于中国探索自己的国际发展合作伦理。与此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相继成立，标志着南方国家自主性发展筹资体系的建立，这与南方国家发展经验与知识、南方国家发展资源的增长一起，构成了李小云所说的“新南南合作”。
　　2017年，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成立，以促进全球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经验的分享、提升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农业合作政策水平、推动南方国家基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减贫实践为使命。
　　站在坦桑尼亚被邀请致辞的讲台上，徐秀丽记起加拿大专家讲的那些西方概念和价值体系。她想，“我”要讲些什么呢？她再次意识到新兴的国际发展合作与曾经的国际发展援助之间的区别。
　　中国的发展实践和国际发展合作实践已经走在了传统发展理论的前面，构成了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源库。徐秀丽很期待，在这样的学术资源库中，全球所有关注南南合作发展的学者们，能够挖掘出与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现有发展理论既有张力、又互补的“新发展知识”，解释中国的发展路径，帮助全球减贫，促进人类的发展。
　　由此溯回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的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写道：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