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一部央视纪录片火遍大江南北,这便是《舌尖上的中国》。松茸、豆制品、泡菜……一帧帧镜头,呈现出活色生香的美食,也挑逗着亿万观众的味蕾。
食物,承载着中国人的味觉记忆和家常情感。如今,中国人的餐桌日益丰盛,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曾经食不果腹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们津津乐道各种“家底”,各种“大国重器”,但是,如果没有了粮食这种特殊的“重器”,其他一切重器都会“器将不器”。
1964年,袁隆平在湖南发现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种子,开启了杂交水稻的大门。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跟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如今,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
临近中午时分,城市里的大小饭店已经爆满。除了用餐的顾客,还多了一群穿着黄色、蓝色制服的外卖小哥。他们拿起打包好的饭菜,骑上电动车穿梭于大街小巷,让藏在各大写字楼、社区里的“馋猫”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美食。
如今打开手机里的外卖App,各类餐馆琳琅满目,中餐、西餐、甜品、小吃应有尽有,人们不再愁吃什么,而是发愁选不过来。
“三年自然灾害,没有饭吃的日子,真难受。”看着窗外的90后外卖小哥,刚刚过完生日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90后”院士袁隆平回忆起那段时光,目光变得迷离,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面对记者的摄像头,像是在喃喃自语。
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其中包括袁隆平、屠呦呦在内的8人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
让农民扎根土地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如今的孩童在摇头晃脑背诵这首流传了1000多年的古诗的时候,早已经无法体会这种“辛苦”为何物,无法体会饥饿为何物。
然而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每年谷物消费量超过5亿吨,如果粮食不能自给,等于让别人卡住咽喉。“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们津津乐道各种“家底”,各种“大国重器”。但是,如果没有了粮食这种特殊的“重器”,其他一切重器都会“器将不器”。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1960年,正是年龄大一点的中国人所熟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30岁的袁隆平正在湖南安江农学院的试验田里寻找粮食,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千万饥饿中的中国人。
那年7月,袁隆平在安江农学院的试验田意外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他就利用该株水稻进行试种,发现其子代有不同性质。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他推论该为天然杂交水稻。随后他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尝试产生杂交品种。第二年他又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创业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1960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植株,是“天然杂交稻”。直至1964年,他在试验稻田中找到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种子。
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试种成功!
但是,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制约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人吃不饱饭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在一些反映那些年代的影视作品里,人们打招呼的话是:“吃了吗?”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遭遇大旱,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偷偷签下一份不到百字的保证书,将土地包干到户,从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生产关系的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解除了包袱。从此,地里种什么,什么时候种,打下的粮食怎么处理,全由农民自己说了算,农民的收入直接与付出挂钩,干劲足了,产量自然蹭蹭往上涨。
随后,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收费行为,中央明确提出了对现行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改革,并从2000年开始,逐步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推广。2006年1月1日,有着2600年历史的“皇粮国税”被彻底终结。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
全面取消农业税为8亿农民奔小康的进程打了一剂强心针。
从2005年开始,我国对水稻、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2007年开始对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二者叫法不同,但本质无异,都是给农民提供一个托底收购价格,降低种粮风险,给农民吃下一颗定心丸。
禾下乘凉梦
光有积极性是不够的。
中国耕地面积仅占世界耕地面积的9%,却要养活全世界22%的人口。要想吃饱饭,还得从提高亩产量上想办法。
“我曾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我和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稻穗下面乘凉……”这是袁隆平不止一次的“禾下乘凉梦”。
这个梦很香甜,却也很艰辛。
1970年,试验田所在的县城发生7.2级地震,全部要求撤离,但袁隆平不肯走。他说:“我的种子就在这里,我怎么能走。”于是在余震不断中,他搭了个棚子守着试验田住在那里。
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在中国正式培育成功。中国自1974年开始试种籼型杂交水稻,至1983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5.1亿亩,增产稻谷500多亿斤,平均每亩增产100斤以上。
1996年,我国启动了“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超级稻计划又叫水稻超高产育种计划,最早由日本人于1980年提出,随后成为国内外农业专家们梦寐以求、力图攻克的世界难题,目的是为解决世界粮食安全及短缺。
经过5年攻关,2000年,我国超级杂交稻达到原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以上;2004年,实现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2011年,实现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2014年10月,专家在湖南省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对102.6亩杂交稻“Y两优900”进行了现场测产验收,最终确定百亩片平均亩产为1026.70公斤,这意味着我国成功实现超级杂交稻第四期攻关目标,再创世界纪录。
金秋10月,又到了收获的季节,自称“90后”的袁隆平又开始惦记着下田地,他要去地里走一走,亲眼看着稻田收割,争取今年亩产突破1200公斤,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袁老的“禾下乘凉梦”也就要实现了。2017年,我国成功培育出“巨型稻”。“巨型稻”顾名思义,就是“大”,高2米,一个成年人站在稻田间,需要伸手踮脚才能触碰到稻穗。而除了高之外,“巨型稻”的“大”还体现在产量上,单穗最高实粒可达800粒,预计亩产可突破1000公斤。更重要的是稻子成熟收割时,茎叶仍为绿色,可作青贮饲料,妥妥地增收一笔。
闲不住的袁隆平这几年又把主意打到了盐碱地,成功培育出可以在盐碱地种植的海水稻,亩产最高可达620.95公斤。
“90后”算起账来一点不含糊:“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如果其中1亿亩种上海水稻,按最低产量亩产300公斤算,每年增产300亿公斤,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口。我国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划了一条18亿亩耕地的红线,海水稻不光提高单产,还可以增加耕地面积。”
覆盖全球梦
袁隆平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杂交水稻可以覆盖全球,造福世界人民。
他这样希望着,也在这样做着。
为在全世界推广杂交水稻,除走出去“落地”服务,袁隆平在中国开设了国际培训班。如今培训班已经举办近100期,为亚非拉约80个发展中国家培育了一万余名技术人员,让杂交水稻技术在许多国家“生根开花”。并且每次培训班开班袁隆平都亲自到场,结业时,会亲自颁发毕业证书。不管多忙,都要挤时间做这件事。
兰德尔是马达加斯加第一批接受培训的农民,起初他还对杂交水稻这项技术有些抵触,认为农作就是“靠天吃饭”,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靠。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兰德尔种植了1公顷杂交水稻,一年下来,收获稻谷7吨多,产量是当地常规稻的3倍。尝到甜头的他立刻成了杂交水稻的忠实“粉丝”,带领全村种植。“杂交水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村民们兴奋地说。
今年,马达加斯加农业部长在看望袁隆平时,送给他一张新货币。为发展杂交水稻,他们把最大面值的新货币印上了水稻稻穗图案。
现在全世界有稻田1.6亿公顷,但是种植杂交稻还不到12%,如果全球有一半,8000万公顷种上了杂交稻,每公顷增产两吨,每年可以增产1.6亿吨粮食,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
在袁隆平看来,杂交水稻走出国门有三大意义,不仅能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还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交更多的好朋友,同时,还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截至目前,杂交水稻已经在亚洲、非洲及“一带一路”沿线三四十个国家进行了成功示范,在十几个国家得到了大面积推广,种植面积达150万公顷,增产效益十分显著。
受到杂交水稻恩惠的外国人称这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袁隆平的住宅旁就有一片稻田,每天去地里走走是他的必修课。穿着皱皱巴巴的衬衫,光着头,顶着烈日,一阵微风吹过,水稻荡起层层波浪,带着他的梦想,绵延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