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本文将围绕乡村振兴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中央为何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二是“三变”改革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意义何在？三是振兴乡村产业如何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在这里我谈一些思考。
　　从土地承包到乡村振兴
　　让我先从问题切入：几十年前中央为何未提乡村振兴战略？而且10年前也未提？我的看法是那时还不到振兴乡村的时机。众所周知，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8亿人口在农村，农民人均耕地很少。在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背景下，如果不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将部分农民转移进城市，农民怎可能致富呢？
　　经济发展有阶段，当然就要尊重发展阶段的规律。300多年前，威廉·配第在研究当时英国农民、工人与船员收入后发现：论从业收入，从事农业不如从事工业，从事工业不如从事商业。上世纪40年代克拉克对配第这一发现作了验证，并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理”。后来刘易斯提出“城乡二元经济模型”也得出结论说：工业化初期农村劳动力将会流向城市。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经验，完全印证了上面的推断。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为5.6亿。这是说，过去8亿农村人口中，已有2亿多转移进了城市，而且这2亿多人口都是青壮劳动力。想问读者，当一个国家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的时候，你觉得有可能振兴乡村么？
　　以前不提“乡村振兴”而现在可以提，原因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到中后期，农村劳动力流向已开始发生改变。2008年是个节点。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有2000万农民工下岗返乡。而据有关调研报告称，这2000万人后来大多留在农村就业创业，并没有再进城市。这预示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50%，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会转向农业部门流动。我看到的资料，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这种现象；上世纪70年代，欧洲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俄罗斯等国也相继出现这种趋势。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达57.4%，由此可见，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适逢其时。
　　以上说的是战略背景，下面再分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究竟有何深意。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0字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此，中央又提出了四大配套举措：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举措与之前文件提出的举措虽相同，但含义却不尽相同。比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中央以前主要是对农民讲，是给农民吃定心丸；而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除了是对农民讲，同时也是对城市的企业家讲，目的是鼓励企业家投资农业，大胆吸收农民承包地入股，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据此分析，我们便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深意。从近期看，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所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需要振兴乡村。从长远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引导、支持城市资本下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通过振兴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后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如果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变”改革与振兴乡村产业
　　所谓“三变”改革，具体讲是“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我曾赴“三变”改革发源地贵州六盘水做过调研，从钟山到水城再到盘州，农民谈起“三变”头头是道。人们拥护改革，一定是改革能给他们带来实惠。但应该追问的是，“三变”改革为何能让农民收入如此般增长？从学理层面看，“三变”改革的核心要义，我认为是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
　　我的思考是这样：古往今来，农民一直是低收入群体。农民收入低并非农民不勤劳，而是农民没有资产。比如，旧中国的地主比农民富，绝不是地主比农民勤劳，而是他们拥有土地，可取得资产性收入。众所周知，经济学讲分配，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而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比例，则取决于不同要素的稀缺度。这是说，谁掌握的生产要素稀缺，所占的分配比例就越大。
　　问题就在这里。土地与劳动力相比，由于土地供给不能增加，而人口却不断增长。比较而言，土地会显得稀缺。这样，地主的资产性（土地）收入当然会高于佃农的劳动收入。由此可以推出：一个人若拥有资产，不论资产是什么，只要该资产的供应比劳动力稀缺，则资产性收入皆会高于劳动收入。
　　前面我说，“三变”改革的核心要义是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而要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前提就得让农民有资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政府为何要推动“资源变资产”了。其用意很明显，将资源变资产不仅可盘活农村的闲置资源，更重要的是，只有将资产确权给农民，资产才能变股金，农民才能变股东。
　　然而这只是农民增收的前提。让农民有资产，并不等于有资产性收入，有资产与有资产性收入是两回事。举个例子，你投资1000万元办厂，一年下来若利润为零，那么你的资产性收入就是零。同样道理，即便农民有资产，但如果资产不增值，同样也不会有资产性收入。所以我的第二个推论是：要让农民有资产性收入，还得让农民的资产增值。
　　资产增值通俗地讲，就是让资产涨价。资产怎样才能涨价呢？经济学说：资产价格是人们对该资产预期收入的贴现。用公式表示：资产价格=资产预期年收入/银行年利率。由于利率相对稳定，资产价格实际决定于资产的预期收入。影响资产收入预期的因素很多，而最重要的就两个：一是资产的稀缺度；二是资产的当期利润。物以稀为贵。供应稀缺的资产，收入预期当然看涨；而资产当期利润，也会影响人们对未来收入的判断。
　　贵州六盘水等地的经验证明，政府以“平台公司”为支点，用PPP模式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可以提升农民资产的稀缺度；而推动规模经营，则可提高农民资产的当期收益。这一改革让农村“沉睡”的资源活起来，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振兴乡村产业与富裕农民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预言农村发展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今天各地土地流转风生水起，已印证邓小平当年的洞见。问题是实行规模经营，土地应该向谁集中？中央讲得很清楚，振兴乡村最终是要富裕农民。而要富裕农民，土地流转就得以农民为主体。
　　然而据我观察，时下耕地流转大多是向龙头公司（工商企业）集中。何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手里缺资金，而规模经营需有大量的资本投入。前不久在南方农村调研，我看到当地农户以每亩300元至500元的价格将耕地经营权转让给了龙头公司，曾问当地干部,农民为何愿意低价转让？当地干部说：农民自己搞不了规模经营，若分散经营，每亩年收入差不多也是这个数。
　　骤然听，农民照此价格转让土地经营权并未吃亏，可真实情况并不尽然。调研中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反映说，现在推动耕地流转难度大，不少农户不愿转让耕地。为何会有农民不愿转让土地经营权？我做入户调查时农民说，现在企业支付的耕地流转费每亩不足500元，而企业用流转的土地搞规模经营，每亩收益在5000元以上，如果耕地由农民自己集中，再请农业技术专家当顾问，每亩年收益绝对不止500元。后来我在湖南吉首隘口村看到农民自己成立了合作社，每亩收益确实达到了7000元。
　　平心而论，地方政府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农民增收，可农民并不这么看。目前的困难在于，若以农民为主体实行规模经营，改造基础设施投资和引进科技皆需要一定资金投入，农民自己没有钱怎么办？而且在调研中我发现，但凡以农民为主体搞规模经营的地区，都是用土地经营权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可此做法目前只是在少数地区试点，面上并未推开。问题就在这里，土地经营权若不允许抵押融资，农民搞规模经营的资金从何而来？
　　关于这一问题，多年来我一直有疑惑。有人解释，不允许土地经营权抵押是担心农民一旦还不了贷款将会导致失地。我认为这种担心纯属杞人忧天。事实上，正在推进的“三权分置”改革已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分置并行；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和经营权归农户。要知道，农民抵押给银行的只是经营权，即便日后还不了贷款，银行处置的也只是经营权，农民并未丧失承包权。由此想深一层，农民若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工商企业，也同样会失去经营权。不同的是，农民将耕地流转给工商企业，是真正失去经营权；而抵押给银行，只是有可能失去经营权。
　　土地经营权能否抵押融资，表面上看似乎关键在银行，其实不然。当前银行顾虑重重，一方面是现行政策规定银行处置耕地经营权必须征得农民同意；另一方面是没有全国性的耕地经营权流转市场，银行难以通过各地区域性流转平台及时转让耕地经营权。为此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修订相关政策法规，确立土地经营权抵押的合法性；二是建立全国性耕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三是由财政出资设立风险补偿基金，为金融机构适度分担或缓释贷款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