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于台村。中午12点多，66岁的李广伶开着农用三轮，拉着一车玉米棒回家，卸下玉米棒后，又开着车出门，路过村里的商店时，李广伶停车买了点散装的饼干，两瓶水，又回到地里，妻子还在地里等他。随手拽一把晒干的玉米秆垫着，两个人席地而坐，开始了他们的午餐。 　　李广伶种的14亩地，全是玉米，收获时，先把玉米砍倒在地里，晒五六天，等晒干了，再一个个把玉米棒子掰下来，装车送回家，之后再把玉米秆打捆拉回家，以备冬天烧火做饭取暖。这一番收获的工作，从10初开始，一直到10月底才能结束。
　　就在李广伶的玉米地斜对面，一片200多亩的水稻也快收割完了，水稻的主人姓刘，在周边总共租了2000多亩地种水稻，全程机械化种植，收获的时候，四台收割机，每台每天能收三四十亩，这片大约200多亩的未收稻田是最后一批，这一两天，就彻底收完了。
　　他用古老的方式生产
　　李广伶夫妻俩每天早晨7点左右出门，晚上五六点回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循着古老的生产方式——家庭生产、手工种植，唯一使用机器的时候，是春播前请人用机器翻地起垄，除此之外，14亩地的玉米全靠人力完成生产。 　　这片细长条的地大概有10亩，三四十米宽，一百多米长，占了李广伶家14亩耕地的绝大部分。以前种过大棚蔬菜、香瓜，后来有点儿种不动了，就不种了。这些年来，一直种玉米，一年一季，主要的活儿，都是李广伶一个人干。
　　事实上，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李广伶有两个儿子，都在城里打工，也都成家了，大儿子已经生了孩子，李广伶的妻子去城里帮忙看孩子，小儿子刚结婚不久，还没孩子，暂时不用操心。
　　每年“五一”前后，李广伶会请开农机的人来帮忙翻地起垄，顺便把前一年留下的秸秆茬儿铲平，“人干起来不容易，机器就很简单，一趟过去，秸秆茬儿就旋平了，垄也起好了，再用手持的点种器点种，我一个人，一天能种三四亩，14亩地，四五天就种完了”，他说。
　　种粮食，不只是春种秋收，播种前要施底肥，中间要追肥，打农药，倘若遇到旱情，还要浇水抗旱……
　　李广伶开着他的农用三轮车，一个人下地，一个人回家，每年种一季，近六个月，侍弄着他的14亩玉米，只有秋收的最后一个月，妻子会回来一起收。
　　他用机器耕耘大地
　　玉米地边上，是一条四五米宽的土路，一台大车就把路占满了，路中间有深深的车辙，几台厢式货车穿过这条小路，停在不远处的稻田边上，这是一片200多亩的水稻田，头一天还有四台收割机一起收割，第二天只剩下一台。
　　收割机没有驾驶舱，驾驶员穿着厚衣服、戴着口罩站在小小的操作平台上，一站就是一天，费用按面积算，收一亩70块钱，一天能收三四十亩。 　　3米多宽的切割刀，轻松地将水稻卷进收割机，秸秆被粉碎，扬到身后的地里，留下未脱壳的稻谷，用输送管倾倒到货车里。
　　货车来自粮库，装满后直接拉到粮库，过秤、入库。
　　水稻的主人姓刘，并不是本村人，七八年前，他在这里租了2000多亩地种水稻，这块地是最小的一片。
　　2000多亩水稻从种植到收获，刘师傅几乎不用自己动手，全部由机器完成，他只要出钱雇用就行。甚至卖粮也不用太操心，规模上去了，自然有粮库的人来地头收粮。 　　刘师傅是专业的种植户，2000多亩水稻是他唯一的产业，水稻品种不错，又因为地块在盘锦，大米产业成熟，基本上不愁销售。相对来说，天气情况、病虫害等因素对水稻生产有影响，这也是农业生产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笔无法计算的账目
　　2019年的春天经历了一场干旱，但夏秋的多雨多少弥补了水分的不足，粮食收成不错，不过，价格也有所下降，“去年还卖1块3一斤，今年只有1块2，一斤低了一毛”，刘师傅说。
　　刘师傅算了一笔账，除了最开始平整土地的费用之外，平常种水稻的投入，包括地的租金、种子、化肥、农药、雇用工人和机器费用等，大约每亩1500元左右。“今年一亩地差不多能收1500斤，分摊到每斤稻谷上，差不多1块钱，多出来的才是利润。价格低一毛，一亩地的收入就少150块”，他说。
　　隔壁李广伶的玉米也丰收了，虽然还没过秤，但他估计，一亩地能打1200斤至1300斤左右。同样的，价格比去年也低了1毛多，去年收购价8毛多钱，今年的价格刚刚到7毛。
　　“大概估算了一下，按照现在的价格，14亩地的玉米大概能卖1万3千元至1万4千元左右”，李广伶说。
　　家庭生产也有成本核算，李广伶说，“开春雇人起垄，买种子、化肥、农药等，14亩地加起来得投入4000元左右，剩下1万，就是这一年的收入”。李广伶的计算没有包括自己近半年的人力成本，这在小农生产的模式里，从来都是被忽略的成本。
　　除了种地的1万元收入外，李广伶夫妻每个月各自还有120元养老金，全年一共不到3000元，以及14亩地的农业补贴，也有2000多元，这些就是他们全部的收入。
　　“够用吗？”
　　“看怎么用了，收入低，支出也低”。
　　吃完午餐的李广伶坐在秸秆上，中午有些热了，他的领口微微敞开，身上的碎屑还没抖干净。他一边闲聊，一边算账，“一年下来，人情往来得两三千，剩下的都是日常的衣食住行之类，种地的1万块钱，基本够了”，他说。
　　农业生产向来存在不可抗的自然灾害。刘师傅和李广伶的计算是在正常年景下的，只是包含了卖出价低于往年的事实，没有包括自然不确定因素。
　　两个难以比较的模式
　　在李广伶的家里，他们夫妻两人可能是最后一辈儿种地的人了，“不光是我们家，其他人家也是，纯粹种自家地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都出去打工了，以后也不大可能回来种地了”，他说。
　　隔壁的刘师傅，则是另外一种模式，规模化的种植，改变了生产方式，使得低效的传统农业，变成了现代产业，农民变成了农场主，不再下地，却能够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收入。
　　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像刘师傅这样的农场主，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纳入农业农村部名录的家庭农场近60万家，经营土地1.6亿亩”。而早在2014年，国家农业部门就曾印发《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年9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和单位再次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快培育出一大批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同时要求“依法保障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健全面向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和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制度”等。
　　家庭农场式的农业生产，正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但对于李广伶这样的传统农民来说，转型为农场主并不容易。
　　“我们很难像他们那样租几千亩地种粮食，先期的投入太高，假如租2000亩地，一亩地租金500元，就是100万元，这是先给人家的，还要平整土地，买种子、化肥、农药、雇人……还没卖钱，先投入几百万”，李广伶说，“投入之后，风险同样很大，遇上自然灾害，损失没法儿承担”。
　　李广伶觉得，农场化的种植，可能还得更多的年轻人来干，“我们年纪大了，种地就是习惯，而且自己种，也挺舒服，想干了就干一会儿，想休息了，躺下歇会儿也没人管，不算累，至于收入，够用就成”，他说。
　　小农户与家庭农场，不同的不只是效率
　　和家庭农场相比，小农户的生产效率显然更低，但这并非意味着小农户就要被淘汰，因为真正相比较的，不只是效率。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扶持政策，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事实上，像李广伶这样的小农户，也在逐渐转变，从最初的纯人工生产，到开始部分依靠现代农业服务，在未来，或许还将有更多的农业服务，让他们完成现代化转型，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低效的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
　　当然，李广伶也有自己的考虑，“自己种地不算人工，如果全都雇人雇机器来种，就要考虑成本问题，目前卖玉米的收入，估计得全花出去，那就没什么剩余了”。
　　《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中，同样也提出了多项促进小农户转型的措施，包括“建立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加快托管服务”“发展型业态”等。而这些举措，仍需时间才能收到成效。 　　下午一点多，休息完毕的李广伶夫妻，重新回到玉米垄中，跪坐在秸秆上，地里每隔几米，就放着一个袋子，不用起身，掰下来的玉米棒子，就能扔到身旁的袋子里。
　　旷野天低，阳光正好，金黄的玉米渐渐填满袋子，一路之隔的稻田里，收割机还在轰鸣，收稻谷的货车刚刚装满，正渐渐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