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开化的产业发展都是围绕地理环境展开的，“消薄”工作自然也要融入这样的产业特征之中。为了能够壮大集体经济，当地政府、村集体选择融入产业、亲身参与当地产业发展，以真正实现“造血”筑强村。凭借对本地乡村村情的了解和充分调查，开化农商银行大胆创新“消薄贷”等产品，以进一步缓解在壮大集体经济中的贷款难题。
初识浙江开化，优质的生态环境、因此形成的绿色产业及其金融化建设给《金融时报》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化县的森林覆盖率达80.54%，被誉为华东“绿肺”，也是全国9个生态良好地区之一。开化农商银行副行长王洪祥告诉记者，“从‘两茶一鱼’（即茶叶、油茶和清水鱼）到国家公园建设，再到围绕开化根雕的文旅产业融合，为了履行好国家级生态县和浙江省优质水源地的职能，开化的产业发展都是围绕地理环境展开的。”
“消薄”工作自然也要融入这样的产业特征之中。为了能够壮大集体经济，当地更多政府、村集体的选择是融入产业、亲身参与当地产业发展，真正实现“造血”筑强村。
融入成熟的“鱼”产业
“开化县‘两茶一鱼’中清水鱼的养殖就是源于何田乡。从养殖到购销渠道的形成，清水鱼产业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并成为当地优势产业的基础上，更成为了高升村的‘消薄’利器。”何田乡高升村村书记张顺良说。
高升村地处偏远，8个自然村分散坐落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里。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是典型的集体经济空壳村和低收入集中村。2018年初，高升村流转、整合了400亩土地，以期通过发展绿色农业来摘掉“薄弱村”的帽子，而清水鱼养殖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何田是清水鱼之乡。清水鱼养殖对水质要求极高，得益于钱塘江源这一独特的生态优势，何田乡村民在溪边沟旁挖塘养鱼，完全投喂青饲料。“这种古法养殖方式自明代延续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何田乡政府负责人介绍道，“之前因为山里没有路，通不出去，所以清水鱼养殖数量少，主要是为了逢年过节自己吃。机缘巧合下，清水鱼在几年前因名菜‘西湖醋鱼’得以打开高端餐饮市场，需求量也随之有了大幅提升。”
曾经无人问津的清水鱼，成了何田乡的金字招牌，几乎每家每户都在采用坑塘法进行清水鱼养殖。除了每逢节假日吸引到众多游客外，为了更好地满足城市餐饮需求，一条针对清水鱼的购销渠道也亟待形成。在亲自参与过清水鱼养殖的张顺良看来，清水鱼养殖存在周期长、垫资大、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等问题，“清水鱼在进入销售环节前至少要经过两年的养殖，这个过程需要投入不少的成本；同时，真正的销售价格也可能存在变动，因此清水鱼养殖对于农户而言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户规避生产风险、鼓励村民发展清水鱼养殖，并推动清水鱼实现产业化管理，何田乡创新推出了“清水鱼绿色期权”，即生产主体与有意愿的市场主体进行前期的交流沟通，在确定清水鱼订单时就确认收购时间和收购价格。
“基于此，开化农商银行推出清水鱼绿色期权模式，引入灾害损失防治保险，并通过信贷政策助推主体认购与农户受益的良性循环，既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又解决了‘养殖之困’。”该行何田分理处主任朱方贤介绍道。该绿色期权模式为收购方通过一次性购买，获取集体鱼塘清水鱼的处置权，并由村集体负责养殖。合同到期后，由收购方决定处置方式，若继续委托村集体代养，则需支付每年每斤1元的管理费用。同时，该模式亦可将绿色期权作为质权标的，在开化县农商行配套专项贷款支持。绿色期权的实施将为何田乡高升村每年多带来10万元的集体经营收入，帮助高升村村民每年增收3000元，解决养殖户扩大养殖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带动当地民宿旅游发展。目前，何田乡高升村已完成3年清水鱼绿色期权的认购。
从贫瘠村到“荷漾芳林”
在开化农商银行20万元的“消薄贷”支持下，芳林村开始种植荷花，踏上了“花美产业兴”之路。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芳林村已经从一个“人少、地少、资源匮乏”的贫瘠村转变为一个拥有独特产业、村民幸福的美丽村庄。 从薄弱村到强村，少不了村头镇芳林村的村书记余新民的探索努力。村集体最初流转了40亩土地，“因为这40亩土地都是沼泽田，再加上我们村重点发展的是乡村旅游，因此我们产生了通过种植荷花、优化村庄环境以带动村集体和村民收益的想法。”余新民回忆道，“由于衢州市龙游县依托荷花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乡村旅游路线，为了形成良好的荷花景观，我还曾带队前往学习。”在次年，芳林村即形成了以荷花塘为中心的乡村景观，并建起了河滨游步道、赏花游步道、停车场、3A级旅游公厕。“景观改善确实为芳林村吸引到了更多的游客，不过对于村集体经济而言，旅游是无法很快产生收益。为了形成可变现的产业，我们又开发了莲子干、莲子酒等产品用以出售。”由此，“荷漾芳林”成为了芳林村旅游的金字招牌，荷塘扩大到了80亩，村集体也在荷花种植中不断壮大。每年近50万元的经营收入不仅让村集体还清了以前欠下的所有债务，还带动了农户的田地租金收入、农家乐民宿收入，促进了相邻村庄的发展，带动邻村增收总额达40万元，真正实现了“消薄”摘帽。 截至8月末，开化农商银行以“消薄贷”模式共向辖内24个村集体提供信贷支持，帮助各村开展消薄工作，资金支持涉及种植、来料加工、光伏发电等10余个特色产业，总金额达2245万元。在金融支持消除薄弱村的道路上，该行还充分发挥本土特色，用尽土办法。凭借对本地乡村村情的了解和充分调查，大胆创新，开化农商银行以村集体公益林受偿权作为抵押，向多各村集体投放信贷资金，用于农民俱乐部的创建项目，打开了村级集体融资本土化的新思路。目前，该行还在金星村试点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推行将进一步有效满足村集体在壮大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为了更好地回馈地方经济，开化农商银行还将财政支持转变为金融反哺。2017年8月，开化县国资公司将5300万元“红色基金”委托给该行为贷款客户提供转贷资金周转服务，以为该行补充一定数量的资本金，并协议要求该行每年以不少于360万元的资金投入集体经济薄弱村用以支持“消薄”。基于此，截至今年8月末，该行累计投入540万元资金支持村集体增收。
采访后记：
记者走访的几个“消薄”成效较好的集体经济薄弱村，分别隶属于丽水市松阳县、衢州市开化县和金华市磐安县。
浙江省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差异最小的省份之一，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07，远小于全国2.72的平均水平，全省村均集体收入已达132.1万元。但各地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集体经济薄弱村仍占到总数的23.8%。平均收入与对公共设施、服务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因此不同于其他省份进行的脱贫攻坚工作，如何在富民的基础上持续提高村集体收入，特别是可以支持其稳定发展的经营性收入，成为浙江省近些年在农村地区的重点工作之一。
相对于浙江省的整体经济状况和产业层次，记者走访到的三个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且薄弱村占比也高与省内平均水平，例如松阳县的薄弱村占比有三成，开化县薄弱村占比甚至接近一半。这三个地区的集体经济薄弱村占比较高是有其共同原因的——省内“生态涵养”的战略定位限制了多样、高附加值的区域产业结构形成，多山少田的资源短板导致村集体未能保有足以持续变现的资产，地理位置也使其在输出劳动力的同时很难吸引到外来人口投资。
在采访浙江“消薄”工作之前，记者也曾调研过其他省份是如何壮大集体经济的。事实上，得益于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地方倾斜性较强的扶贫政策以及中央对脱贫攻坚的推动，相对贫困的县域地区能够相对容易地获得外部支持。这些地区或是从产业转移中获得快速发展，或是通过规模化生产经营逐步形成自身的优势产业，村集体也可在此过程中收获自身的经营性收益。但相对地，如果农户都有自己的生产经营内容且收益可观，外来投资者很难就地获得可供使用的低成本要素，那么借助外部资源实现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方式就不会很容易实现。像浙江省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在推进“消薄”工作时，更多的是要融入当地产业，逐步形成产业中的某一环节，相应的经济成效才能逐步体现出来。
除了自主进行差异化的探索实践之外，由于村集体所掌握的资源和方式方法还是有限的，推进“消薄”工作还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例如在浙江，政府就集结了财政、企业等多方优势用以消除经济薄弱村。在2017年，浙江省财政调拨了1.55亿元专项资金，带动各级“消薄”共投入28亿元；2018年，省财政又拿出了1.29亿元开展专项扶持。在省财政的带动下，其他各级财政在安排发展用地、实行税费减免、加强金融支持等方面也出实招，让政策措施能够产生更精准地效用。在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的同时，浙江省将创设于上世纪90年代的“飞地模式”用于“消薄”攻坚。集体经济薄弱村以农地指标换取在发达地区的土地，从而在实现产业转移主动性的同时，获取在土地经营、物业管理方面的收益。这一系列措施为“消薄”方式提供了更多选择。
在有好的产业形成的基础上，更为灵活和市场化的金融支持亦不可或缺。在这一方面，浙江农信创新了“强村贷”等产品，支持薄弱村因地制宜开发经营农业、养殖、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增强村集体实力。农信系统同时积极对接浙江省“光伏小康工程”项目，加大在薄弱村“光伏贷”的推进力度，通过专列信贷资金、提供优惠利率，解决薄弱村和农户安装光伏的资金门槛问题，引导“光伏+”项目优先租赁薄弱村、低收入农户所有的林地、农地资源，为薄弱村增加自然资源收入；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贫困地区道路交通、饮水安全、电力保障、危房改造、农田水利、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支持美丽乡镇建设，对相关项目的立项、审批和扶持资金落实等工作提供便利和倾斜。
与脱贫攻坚类似，集体经济壮大同样也是长期性的工作。即使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消薄”模式，但相关产品的销售、项目的可持续性仍有待长期考察。在后续“消薄”工作中，各村集体还是应当清晰认知自身优势与不足，不断改进经营性内容，以保障“消薄”工作效果的持续性和不反弹，这将是“消薄”摘帽后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