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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启了举世罕见的大规模城镇化进程，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数字意味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同时，参考国际上一些案例和经验，我们也发现，城镇化率指标增长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升级，那种以乡村衰退为代价的城镇化将会严重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潜力。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在当下有着更为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乡村振兴，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金融是重要助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多次提出，要“加快农村金融创新，健全农村创业创新机制”，“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把‘三农’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领域”。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用好金融工具，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对改善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单向要素流动、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极为重要。
　　我国在构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上已经探索了很久，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也面临新的挑战和障碍，需要进一步统筹推进改革工作。不久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的广西田东县农村金融改革研讨会，从实际操作层面探讨了构建完善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的问题。从田东县的实践看，作为全国县一级最早开展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田东县自2008年以来，通过建立农村金融组织、信用、支付结算、保证保险、抵押担保、村级服务“六大体系”，配套农村产权改革，形成了农村金融普惠机制的“田东模式”。虽然成绩突出，但一些“痼疾”并没有得到治愈。譬如，由于缺乏动态管理，县信用体系信息老旧，商业银行对其接纳度不足，信贷支农很难推行下去；金融产品创新滞后，特别是农业保险产品设计缺乏针对性、不能因地制宜，导致农民参保积极性下降等。农村金融改革已经走到了需要解决更深层次问题的阶段。
　　实际上，如何引导资金流向应该去的地方，实现金融资源的长期健康合理配置，在世界范围内都仍旧是一个难题。金融最重要的职能在于有效配置资源，在市场机制下，通过价格信号准确、迅速反映出供求状况，为最有效率的投资活动提供资金并控制风险，进而积极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贫困人口、小微企业、贫困地区也将因此越来越少地得到金融支持，即常说的“马太效应”。实践证明，工业化进程中，乡村很难与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三农”项目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农村人口分散导致收集信息成本高昂、农业生产要承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压力等，都是乡村的天然短板。因此，如何为乡村振兴解决资金问题、培育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必须要保持并加大提供适当的政策倾斜和扶持，为其赋予发展“原动力”。
　　在过分依赖市场机制、缺乏有形之手干预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可以观察到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难以走出困境的实例。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等人长期致力于研究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在数年前出版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曾描绘过这些地区的一些现象：由于诸多因素综合，导致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不愿意跟穷人接触，即便能借到钱，所支付的利率也要远高于富人。虽然通常意义上讲这是经济学上的问题，但在社会学、伦理学看来，本质上体现了经济体系在规则层面对弱者的不利一面，是不公平现象之一。长此以往，地区间经济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导致社会发展不平衡。
　　在田东县未来3年改革蓝图中，我们还看到有几大亮点：一是政府从自身做起，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采用技术手段，重新整合县级信用系统；三是完善农业经营体系，促进生产率增长并降低风险。跳出县级层面，我国在建立并完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顶层设计还有待加强，需要总结出更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金融运行特点和发展规律。如何妥善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抵质押等相关法律法规、细化对农村金融差别性政策扶持等，都将为引导资金流向农村修建更为通达的引水渠。有水就有鱼，良性发展的农村金融必将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