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南地区某县向经营者下发告诫书，要求商户执行“白条肉每斤须在20元以内”，后又迅速收回限价令。与此同时，有观点认为，“国家应制定生猪市场保护价格政策”。笔者认为，猪肉限价令或生猪保护价均不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长远看，保供给才是稳价格的前提。基层地区在采取直接价格干预行动时应谨慎，当前应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放到为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上，从土地、资金、环保等多方面激发市场主体养猪的积极性。

 

　　今年以来，猪肉价格明显上涨，虽然不至于让消费者吃不起肉，但开销确实增加了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想办法稳定猪肉价格，改善民生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但不在供给端想办法，只做限价令的文章，并不能解决问题，也非政策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按照价格法，猪肉虽是目前多数居民的主要肉食品，但不属于政府定价的商品范围。

 

　　从经济学角度看，对生猪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也不可行。生猪供给价格弹性大，如果出台最低价格政策，将使市场形成生猪养殖不会亏损或不会明显亏损的预期，刺激大量社会资本涌入生猪养殖业，使生猪产品产能大幅扩张，极易形成“托市收购—产量增加—不得不再托市收购”的恶性循环，容易扭曲市场，成为财政负担。因此，在所有农产品中，我国只对小麦、稻谷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猪价波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合理范围内的猪价波动，有利于产业升级和优胜劣汰。纵观国内外，猪周期伴随生猪产业发展持续存在。对我国来说，猪肉是城乡居民至关重要的食品，生猪产业是农业的支柱产业，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希望猪价稳定，但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要靠价格变化引导资源合理配置。

 

　　近些年，生猪价格出现明显的周期波动特征，直接原因都是因为供给减少，即养殖量下降。在市场最景气的时候，价格会冲得很高，但往往几个月后，价格就会慢慢下行。

 

　　当然，应尽量避免猪价“过山车”似的大起大落，那样既不利于产业稳定发展，也会影响到居民日常消费。毕竟，猪价变化一头连着城乡居民的“菜篮子”，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还影响到CPI变化。本轮生猪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非洲猪瘟疫情和不当的限养禁养叠加影响，导致生猪存栏和出栏不足。因此，国务院多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这些举措很有必要，其特点是聚焦激活生猪产能本身，更注重信息公开和公共服务，更尊重市场，减少对市场的短期直接干预。

 

　　回顾过往，历次生猪价格上涨时，众多企业往往会扩大规模或者跨行进入生猪养殖，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猪价随之回落；但当猪价下跌时，不少地方却缺乏对养殖户稳定经营的措施。这启示我们，要注重相关政策的平衡性。从长远看，保障猪肉供给的关键是提升生猪产业的发展水平，包括疫病防控水平、生产管理水平、规模养殖水平。同时，向下游延伸屠宰加工产业链并增加中高端猪肉产品的供给比重，也有利于减小生猪价格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