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蔬菜种植面积突破3亿亩，回望一整年的风调雨顺，继2018年全国蔬菜产出7亿吨后，2019年的数字还能有所突破。产量稳步攀升，可蔬菜价格却一直在坐“过山车”。上半年，中国蔬菜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可到了第三季度便出现季节性下跌，全国平均批发价格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还要低出1.8%。然而，城市终端市场的消费者对菜价回落感觉不算强烈，反而是田间地头的菜农，被那些几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的蔬菜堵住了家门，也堵住了心口。

　　河北张家口白萝卜的地头收购价低至两三分钱。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蔬菜的供需链条总像个“跷跷板”，丰收之后，充实了城市菜篮子，也就无法再充实田间菜农的荷包。好在今年的对口帮扶力度惊人，多数成规模的蔬菜滞销，在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爱心企业的及时干预下，都得到了有效缓解。不过，临时救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在专家看来，蔬菜产业上的产能过剩、异地生产、流通体系不健全、菜农信息渠道不畅通，都是导致“菜价过山车”、“丰收不增收”的主因。

　　菜价走低 精确数字背后是无法精确的困局

　　今年10月份，正是丰收的时节，在农业农村部就三季度重点农产品市场运行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中，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在提到在三季度，我国农产品供应总体较为充裕，他讲到上半年，蔬菜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不过“随着秋季蔬菜逐步上市，9月份开始季节性下跌，全国平均批发价格环比跌了4.9%，较近三年同期平均水平低1.8%”。

　　与1.8%，这是农业农村部9月份通过监测全国2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环比与同比后测算出来的精确数字。但在精确数字背后，是无法精确给出数字的无数菜农在第三季度面临的真实困境。

　　在河北张家口承包耕地种萝卜的王进成是这组数字背后的菜农之一。9月底，在张家口尚义县八道沟镇的047乡道旁，王进成承包的200亩地已经变成200余头牛羊的餐桌，这庞大的“一桌”餐食似乎对于牛羊来说来得太过容易，它们下嘴毫不客气，也不懂得“珍惜”，站在近处放眼望去，萝卜缨和露出地头的白萝卜被啃得几乎一样平齐，200亩地上只留下密密麻麻的白色“圆点”，这是萝卜被牛羊啃食之后留下的“残羹冷炙”。

　　一条马路之隔，王进成躺在自己用钢板和木头搭成的简易房间的床上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看似与外面细嚼慢咽吃着这份“免费午餐”的牛羊一样悠闲，但对他来说，“悠闲”是因为别无选择。金秋十月，王进成注定无法等来收萝卜的采购商。“算上承包费用、肥料除草、水电人工，地里每斤萝卜的成本在2毛钱左右。采购商说，哪怕以2毛钱收了我的萝卜，他们再去出售也肯定要赔钱。”

　　在9月的尚义，能够被采购商接受的白萝卜价格是每斤2分钱，王进成不愿意以2分钱的价格把萝卜“贱卖”掉，收萝卜还要雇佣人力，干脆喂了牛羊。但在距离尚义近200公里的张家口崇礼区，种植彩椒的椒农，即使面临“无底价”的采购，也必须要把彩椒卖出。

　　还是九月底，在距离崇礼市区最近的高家营镇，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椒农黄哲伟还在忙活。这是黄哲伟种植彩椒的第四年，且不说去年崇礼彩椒的价格一度卖到每斤20元，就是在往年，黄哲伟也没因为种彩椒赔过钱，“但今年这钱肯定是搭进去了。”

　　植物不懂椒农的辛苦，只会一茬接一茬地成熟。从七月底崇礼彩椒成熟，到九月底黄哲伟20多个大棚中还有四五万斤的彩椒待售。下午三点多，黄哲伟还在一车一车地把彩椒拉往收购地点，记者询问收购价多少，黄哲伟苦笑一下，说当天还不太清楚。

　　“今年彩椒价格太低，收购商过来就是要菜，但根本不会说他们能给多少钱，还要看他们的倒卖价。现在经常都是这样，到了第二天还是给不出价格，菜款只能过几天再结清。”黄哲伟说，像自己这样的“散户”，没有专业的储存设备，彩椒成熟后只能尽快卖出，所以对于售卖根本“等不得”，即使采购商“无底价”，也只好选择售出，他叹了口气，小声自言自语——“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扩种有错吗？“我只想能够彻底脱贫”

　　为什么菜价走低，同样在今年10月份的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唐珂说与上半年菜价持续高位有关，导致夏秋蔬菜主产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扩种。“今年夏天的时候，北方冷凉地区蔬菜没有经历去年那样极端高温和长时间强降雨天气，天气有利，从主产区蔬菜总产量来看，市场供应形势整体明显好于去年同期。”

　　有菜农说蔬菜供需链条也像个“跷跷板”，这些菜充实了终端市场，也就无法再充实田间菜农的荷包。季节性的供大于求，让滞销成为入秋后市场频繁上演的场景。可农户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固然有盲目性，但也合情合理。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的土城子乡半梁村，村民靳万金家里的墙上至今还贴着一张“明白卡”，上面记录着靳万金一家人的基本情况、帮扶情况，写明了一家人的脱贫年度为2018年。今年十月中旬，察哈尔右翼中旗的最低气温降至零下，靳万金坐在自家阳面的炕头上，想起去年的收获，脸上仍带着笑意，当年家里种了10亩南瓜，秋天南瓜成熟了地头收购价能够达到8毛钱，2018年一家人就是靠着这10亩南瓜脱了贫。

　　尝到甜头的靳万金，在2019年把南瓜扩种到60亩，在察哈尔右翼中旗，当地人承包土地的费用每亩每年不过40元。然而，多投入的这2000元钱，在2019年不仅带给靳万金丰产的喜悦，也带来滞销的苦恼。到了十月份，靳万金的家门口还堆着上万斤南瓜，他告诉记者，哪怕每斤只给他一毛多钱，只要能把这些南瓜拉走，自己也愿意出售。这些堆成山的南瓜不只堵在靳万金的门口，也堵在靳万金的心口。“我不想返贫，”靳万金说，去年行情好才选择了扩种，“只是不想再继续当贫困户了，这有错吗？”好在，最后通过当地政府和商超的支援，老靳的南瓜终于卖了出去，以每斤高于2毛钱的价格收购。

　　年的市场，因天气原因，导致多种蔬菜的供应形势走低，去年并非蔬菜大年，却让不少菜农因为荷包丰收而过了欢喜年。到了2019年，选择大面积扩种的农户在北方地区大有人在。张家口崇礼区的上碌碡沟村，七十多岁的贫困户菜农张凤仙因循着2018年节节攀升的彩椒价格，将往年种植豆角的大棚也改种了彩椒，导致今年出现近3万元的亏损。张凤仙曾向记者反思自己“跟风”扩种过于盲目，可儿子刘启旺替老母亲辩护，“那到底农民怎么种菜才算不盲目呢？小面积的种植无法形成规模，菜贩子根本不会过来收。” 刘启旺说，每年和同村的农户一起商量种植品种必然导致“跟风”，“商量好了，剩下的则要交给老天爷，赌天气够不够好，看看各村的农民们是不是能想到一块去”。

　　不知是否该感到遗憾，2019年天气够好，农民们的想法则完全相同。以崇礼地区彩椒的种植面积举例，去年崇礼全区彩椒种植面积为7718亩，而到了今年，种植面积就达9545亩，上涨近24%。今年九月，崇礼4万吨彩椒滞销，其中也包括今年因扩种而增产的近1万吨彩椒。而作为北京地区的菜篮子，据张家口农业农村局公布的数据，整个张家口市在今年九月底共有1.47万亩蔬菜面临滞销，全市有7个县区“涉及价格低销售难情况”，而供求关系则是地头菜价低的主要原因。

　　菜会降价 人力成本永不降价

　　田间地头，菜价低到几分钱、几毛钱，可生活在城市里的消费者，却没感觉到产地菜价低迷的甜头。崇礼彩椒地头收购价每斤不足一元钱时，北京超市内区区两个彩椒的价格逼近5元钱；尚义白萝卜高于每斤2分钱没人收时，北京城区蔬菜便利店2块多钱一斤的白萝卜仍是不少家庭的日常所需。

　　是谁抬高了蔬菜价格？“太多人了”，收购蔬菜的中间商们告诉记者，终端市场价格远高于地头价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些城里人难有具体概念的“人力成本”。“城里人要知道，所有的蔬菜并非是有人从地头收购后，就直接卖给消费者的，里面有太多流程。”那些在运输链条上经手蔬菜的人，都是蔬菜在终端市场价格的推手。

　　今年第三季度，同样是张家口尚义县，万亩芹菜面临销售困局，当时收购能够装满一辆货车共一万多斤的芹菜，只需500元，每斤芹菜的售价核算下来不过2、3分钱，最多不过5分钱。组织装车的收购商告诉记者，在蔬菜面临滞销的情况下，人力成本比菜贵是太寻常的事情，也同样是蔬菜滞销的原因之一。“每亩地菜农会亏一千四五，如果农户家承包的土地多，需要雇佣除家庭成员之外的劳动力，那么他们就会亏得更多。收购商则需核算菜在终端市场卖出的价格够不够他搭上的人力成本。”收购商说，这些年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人工成本却稳定得多，“我指的是，菜会降价，人力费用却从来没跌过。”

　　冯平是崇礼区石嘴子乡的种植彩椒的“致富带头人”，也是崇礼彩椒的种植者和收购者，2015年冯平在崇礼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对他来说，高昂的人力成本，让面临滞销困境的椒农雪上加霜。

　　每年三月到十月是彩椒种植收获的日子，由于种植面积很大，人力成本一直是冯平一项固定的支出，“如今在农村想请到效率高的青壮年几乎是不可能的。农业这行太苦、太累、太脏，年轻人一般过完年就去了大城市，留在农村的全是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能请到五十多岁的已经算不容易了。”冯平讲述，即使是老人，每天的日薪仍在130元—150元不等，“有时候130元还不一定请得到”。可在2018年，崇礼彩椒大棚里，雇佣人力的日薪还只是100元。为了留住熟悉种植的人力，冯平还曾为“老员工”开出过5万元的“年薪”，而他们实际工作的时间其实只有7个月，对于外地而来的打工者，冯平也许诺每日供餐以及固定住所。

　　除了种植过程，收获季节同样需要额外的人力支出。今年八月份，由于崇礼彩椒大批成熟，销售过程中还需人力打包，人力工资以件计数，仅仅一个月，按照每打包一箱彩椒包裹得2.5元计算，来自东北的两位年轻人就赚走了冯平两万六千元的薪酬，这一个月的收入堪比一线城市的多数白领。“为蔬菜打包是体力活，能有高效率也算是一门手艺。这两个青年人每年7月到10月会从家乡出发，来赚一笔‘打包费’。来到我这里之前，他们的上一站是沽源。”

　　重重环节 柴油、损耗以及其他

　　蔬菜离开了产地只是开始，事实上即使地头收购价再低，只要在装车以后，每一斤蔬菜都会一路开挂“身价”倍增。所有蔬菜价格的推手，挣的却仍是称不上丰厚的辛苦钱。

　　这其中，参与运输的司机是推手。即使连接北京的众多高速都有绿色通道的存在，运输蔬菜的车辆被免去了过路费，却仍然逃不掉高昂的柴油费用，以13米长的货车举例，在满载33吨货物的状态下，每百公里油耗在30升-40升之间，按照柴油平均每升6.8元的价格，往返张家口和北京两地，一趟下来的车费，便接近千元。回程车辆即使空驶，所消耗的费用仍被计算在成本之中。而司机到达城市的批发市场后，多数情况下要等蔬菜全部售罄后才能返回场地。通常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核算下来，司机师傅的日薪也不过两三百元。

　　城市内的大型批发市场是推手。在华北地区最大的蔬菜集散地北京新发地，每个入场的菜商需缴纳一笔进门费，费用通常按照车辆的大小来计算。以市场内最为常见的载重十吨长为6.8米的货车为例，进门费需要450元，分摊到每斤蔬菜上则是两分钱。市场内的装卸车、买卖、送货同样需要人力协助，单人200元一天的日薪，同样会被倒卖蔬菜的中间商计算到成本之内。

　　蔬菜运输与自然损耗同样也是推手。大多数人也许不会意识到，那些从未有机会被端上餐桌、在运输过程中就已经失去价值的蔬菜，同样会抬高市场价格。自然损耗是最不易被人察觉的部分，也只有常在蔬菜产业链条的人，会知道在长途运输过程中，蔬菜蕴含的水分会在短时间内就产生5%的蒸发损耗。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十吨的蔬菜至少要减重一千斤。此外，蔬菜装卸的次数越多，“掉队”了的打蔫、剥落的菜叶也就越多，也意味着人为损耗的比例在默默增长。而这些损耗所发生的每个环节，都有参与者的默默核算。

　　最后，甚至连在超市购买蔬菜的消费者，也可能在无形中成为助推蔬菜身价上涨的因素。“你能想象到超市里的大爷大妈们在过秤前会把蔬菜择到什么程度吗？”一位北京超市采购处的负责人曾向记者抱怨，那些对于消费者而言毫无用处的部分，对于商超来说仍是蔬菜计重的组成部分，“加上那些在顾客挑拣过程中被挑剩下而处理掉的，蔬菜在超市的损耗会达到进货前的20%-30%。顺嘴提一句，分装袋和价签只有几分钱，但对超市来说，每个月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隐性过剩 产业难以自我矫正

　　回顾2019年，几乎可以称得上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天公作美，几乎所有的蔬菜主产区都获得了农民所期盼的丰收，但不同专家和业内人士都向记者指出，菜市行情的低迷也正是源自“普遍丰收”后的供大于求的现实情况，供求关系始终是影响价格变动的最主要原因。

　　京津冀农产品行业联盟秘书长尹作丰曾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强调，国内不宜再增加蔬菜的种植面积，就目前情况而言国内蔬菜早已产能过剩。在蔬菜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销售环节中，中间商通常再考虑多诸多变动因素的后选择压缩利润空间，出现亏本后，地头收购价会受到影响，因此才出现菜贱伤农的现象。而国外流行的订单农业因为国内小农和厂商都存在缺少契约精神的情况，所以该模式还不完全符合国情。

　　尹作丰所说的蔬菜产能过剩问题，在国家公开的统计资料中均可找到佐证。据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我国蔬菜总产量突破7亿吨，占全球蔬菜总产量的60%左右，是世界第一的蔬菜生产大国。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蔬菜产量节节攀升，人均蔬菜产量到了2018年更是升至505.1公斤。而据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即使是到2020年，蔬菜消费目标也仅仅是每年每人140公斤，产量和消费需求间差出了3倍多。就算在世界范围内看，9年前，我过人均蔬菜产量就已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4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振亚说，一直以来都将国内蔬菜产能过剩总结为一种“隐性过剩”。“比如说，像粮食的话，如果产量很多，我们可以通过库存看出来；可如果是不易储存的蔬菜，产量高却又卖不出去，农民多半会将它们翻到地下作为肥料还田，这样的‘过剩’其实是不易被发现的。并且蔬菜并不像大宗农产品一样具有金融属性，蔬菜的产能过剩是基本不会传导到到资本市场的，产能过剩并不能抑制改领域的投资行为，下一轮过剩还会重复出现。”

　　周振亚说，正是因为如此，产能过剩的蔬菜产业很难进行自发的矫正，产业的反馈机制也并未建立起来。但产能过剩所导致的问题却制约了田间蔬菜价格的合理上涨，同时更加剧了环境污染。“由于蔬菜价格低，一些叶菜外层菜叶也承担了包装功能，直接导致了蔬菜在流通环节的严重浪费。”周振亚同时提到，蔬菜田间收购价格的低迷会导致农户为了获得维持再生产的收益，农户会通过增加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增加产量，这样不仅会影响食品安全，还会污染环境。”

　　病灶未改 坐上过山车的菜价太难“下车”

　　产能过剩并不是导致蔬菜出现滞销、菜贱伤农的唯一原因。

　　谈及蔬菜地头收购价和在城市批发市场内价格的两番境地，周振亚指出，这是由于蔬菜产区和销区分离，流通渠道不畅造成的。他提到，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郊区涉及生产的大量土地不免要作出“牺牲”，导致蔬菜的播种面积不断减少，大城市郊区的蔬菜的生产功能不得不转移到了其他地区。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网站获悉，以某特大城市为例，近十年来，主要农作物面积持续缩水，从2008年的319千公顷，下降至2018年的103千公顷，其中蔬菜的种植面积在2017年为40.32千公顷，到了2018年，则直接下降至36千公顷。蔬菜种植面积不断减少，但城市人口的数量却是不断增加的，而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蔬菜消费需求，蔬菜也只能依靠外埠调运。

　　周振亚指出，从政策上来看，在 1998 年我国实行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各地区把蔬菜生产作为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导致了距离城市较远、 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蔬菜产量的快速增加，2006年之后我国鼓励“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动了远离城市的地区蔬菜生产。蔬菜产区与消费区分离从客观上导致了蔬菜的长途运输，蔬菜从产地到销地流通成本增加也导致了我国蔬菜价格的居高不下。

　　从外埠向大城市调运，考验的是流通体系是否健全，但在我国现阶段，正是流通体系导致蔬菜流通成本的居高不下。周振亚谈到蔬菜区域性分销中心建设滞后，以及蔬菜市内流通设施建设严重不足是体系中的两大问题，尤其是后者。“由于各个城市都限制货车进入市区，菜贩只能依赖面包车、三轮车等运输工具，而这些运输工具相对于大货车来说运输成本要高很多。”城市扩张过程中，没有同步规划建设菜市场，便民店等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

　　最后，信息不对称以及渠道的不畅通也更加剧了蔬菜价格的波动。“菜农的生产决策主要基于上一期的蔬菜价格，生产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周振亚谈到，在一种蔬菜价格上涨或下跌后，各地菜农看到媒体发布的信息之后，受到利益驱使，也会改变该种蔬菜的种植面积，从而也导致了下一轮蔬菜价格的变化。

　　周振亚提到，虽然近年来整个行业的格局也在进步和调整，但产业基本面上的问题还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坐在“过山车”上的蔬菜，也会投入到一个又一个的无限轮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