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还记得，为了在中文系开设创意写作专业，那一年她多次往返京沪，到教育部开论证会的情景：“群贤毕至，有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等。一位老先生态度强硬，坚决反对在中文系设立写作硕士。他反复说王安忆，你就好好上课，别搅和设专业。”
老先生的反对并不奏效。在王安忆和时任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的努力下，200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在中国大陆高校创立了第一个以培养文学写作为宗旨的硕士点，打破了高等院校文学类研究生局限于学术研究的格局。至今十年，培养学生过百名。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如今，创意写作专业在高校中文系蔚然成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都有开设。同时，一批作家进入校园成为教授，教授写作手艺，像王安忆之于复旦、莫言之于北师大，引发社会关注。
大学中文系培不培养作家，争论由来已久。陈思和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首节课由古典文学大家朱东润讲。“他说你们想写作自己业余做，复旦没有培养你们当作家的义务。”劈头盖脸一席话，浇灭了学生们的创作热情。“当时很多人傻了，回到寝室发牢骚，觉得报错专业。”陈思和说。
话虽如此，但中文学子并没减少创作探索，一代代人接续努力，形成复旦强大的创作传统。1978年8月，陈思和同班同学卢新华发表短篇小说《伤痕》，揭开“伤痕文学”大幕。一年后，同班同学颜海平发表剧本《秦王李世民》，被改编成话剧、电视剧。随后还出现了张怡微、王侃瑜等青年作家。
转折发生在2004年，王安忆任教复旦。“陈思和原先让我开讲座，我不愿。既然来就正式上课，有学分。我没上过大学，很尊敬学府，也喜欢教课。”复旦时任党委书记秦绍德给王安忆打开“绿色通道，”不用发表论文和承担课题的标准要求，王安忆所有文学作品、评论文章都算学术成果。在王安忆、王宏图、梁永安、严锋、龚静等专职老师教导下，十年间，创意写作在复旦有了完备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每年还联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展示学业成绩的年度丛刊。
“写作者的问题很单纯”
十年教与学，王安忆从起初的矛盾到如今的坦然，历经一番磨炼。2007年，她在一篇题为《我们教他们什么》的文章中写道：“我也不以为作家是可教授的，凡创造性的劳动似都依仗天意神功。”转而笔锋一宕，又说教写作就像匠人手艺，比如对文字的理解、安排情节和故事等，是人力可为的部分。
王安忆借鉴早年创作和发表经历，把教学处理成教学相长的互动：“期刊是中国特别好的文学系统，作品到了编辑手里经过无数修改，作者都是在编辑的培养下成长。编辑对于我们，就像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十年来，王安忆开设艺术创作方法和小说写作两门课，一门理论，一门实操，为学生架起创作的两翼。她要求故事逻辑严谨，人物关系清晰，表达富有张力。一旦同学作业的叙事链条发生脱节或断裂，她便在课上给予尖锐的质疑与诘问。“写作者的问题很单纯，写什么怎么写。上课就讨论，同学们把我的问题显性化，反过来促进我思考和写作。”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叶兆言当年听说王安忆到复旦教书，觉得不可思议：“她显然觉得作家可以教出来，但培养作家没有秘诀。王安忆不仅奉献自己的写作秘诀，还想培养能超过她的人。她在做蠢事。”
在叶兆言看来，学科细分是大学的发展方向。“这些同学无非想借助学校的平台，离文学近一点。但成为作家，靠的还是内心对文学的热爱。教学能帮你破壳而出，但石头终究孵不出小鸡。”
“模仿经典是必经之路”
复旦校友、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是专业的兼职教授，早年在中文系工作时，与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等老教授有过交往。文学熏陶使他内心产生一个强烈愿望：办一个培养作家的正规学校。“工作中接触的文学青年、青年作家，迫切希望能进修提高。”
由于作协缺乏办学条件，学校没有办成。作协现有的鲁迅文学院，只是高级研讨班，并不授予学历。“复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曾在岗位上想实现的梦想。”金炳华说。
随着办学深入，每年报考人数都在增加，其中包括非应届的文学爱好者。关于招考，王安忆有自己的坚持：“我和陈思和有分歧，他觉得英语可以放宽。但学院派就是学院派。成为作家路很多，可以在社会上锻炼。要进复旦读书，必须坚持统考，标准不能放低。”
十年光阴，匆匆而过。刚结束了在浙江大学的驻校作家计划，王安忆回到复旦继续小说写作教学。这学期结束，便要考虑退休事宜，之后更多以讲座形式与学生碰面。作为专业核心课程的小说写作，则由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张怡微接棒。
在张怡微看来，学习和模仿经典是普通写作者的必经之路。她不断回到经典，像古典小说《唐传奇》、“三言二拍”和王安忆的小说，为书写寻找动力。“王老师让学生写故事开头并点评修改，期末选择一个同学的开头故事接龙。我之前上过两年‘小说经典细读’课，以后会设立主题，让学生做练习，比如化用典故、经典改写改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