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注定是个极其特殊的年份，新冠疫情加上国际贸易环境突变，给各行各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受到冲击较大，就业机会减少，城市生活成本高企，部分农民工因此选择返回乡村。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新增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达1300多万人。

　　应该说，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事件，带来的影响挑战可想而知。尤其对于外出务工大省来说，大量农民工集中返乡，对于乡村社会秩序、社会治理都是严峻考验。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等十五部门发布了《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为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就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农村相对于城市的就业机会依然偏少，所以大部分返乡者最终还是要回到城市。也正因此，目前各地都在想办法拓宽外出就业渠道，强化外出就业服务。比如将“二次返乡”人员信息进行收集跟踪，包括务工工种、技能、意向、熟悉的流出地和企业等等，根据这些信息梳理分类，利用大数据组织联系外出务工机会，不断拓宽外出就业渠道，尽可能多地为返乡农名工提供便利。

　　有的地方组建了微信群，将上下游的工厂物流一一拉入，一有信息马上通知，力图打通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信息对接的各个环节。有的村村委办公室的桌子上铺满了各地的招工海报，尽可能多地了解务工者主要流向地复工复产情况。想办法将部分返乡农民工配置到劳务输出大省或者相对来说就业机会较多的城市当中，这是一类。另一类就是解决留下来的这些人怎么办的问题。

　　应该说，相比一直留守乡村的人，外出打工的这批人的经历更丰富，见识更开阔。所以在看待这些返乡者时，就不能简单看成只是给他们寻找就业机会，而应该考虑这部分人有什么优势，能创造什么价值，以及在解决其就业的同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为本地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服务。

　　首先是返乡者有技术，有眼界。他们在城市打工经商，接触了更多的机会，比留守村庄的人们了解到更多的经济发展业态和商业发展模式。就拿服务业来说，一个在城市经营小饭馆或者哪怕是做服务员的人，对于消费群体的心理把握，对于餐饮业的各种细节把控，对于经营上的经验都是有一定积累的。他们知道城市里的人喜欢什么，在餐饮上要提供什么，乡村是否有条件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等。对于乡村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来说，这是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的人才，是最节省成本的一种人力资本引入方式。

　　第二是返乡者有一定资金。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多半会有一定的积累。即便每人只有少量的资金储蓄，对于外出务工大省或者大县来说，累积的额度也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假如一个地区外出务工者100万人，每人平均下来存款3万，100万人就是300个亿。这些都是乡村振兴中潜在的资本力量。

　　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纯粹的劳动力。这部分人在外务工多从事技术性的工作，或者只是在工地上打短工，但是对于乡村建设来说也是极其宝贵的劳动力资本。在有的地方，返乡者已经开始了最基础的建设活动。平时村里都是留守老人儿童，借着返乡年轻人多，同村人之间相互帮衬，建起了新的住房，整个村庄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

　　这些年来乡村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人口外流，村庄凋敝，乡村振兴受到缺人、缺项目、缺经营等各方面的制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能够利用好这次返乡机会，实现返乡人员本地发展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或许可以成为一次契机。

　　事实上在疫情早期，一些外出务工者被困乡村，就有心思活络的开始琢磨在家乡做些事情。有的看到村民外出采买不便，就开着小货车批发果蔬拉回村子里卖；有的利用网络平台销售村里滞销的农产品，不但解决了农产品上行，还带来了各种农资生活用品下行……

　　笔者在各地采访发现，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的地方，一般也是善于发挥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作用的地方。不定期组织返乡人员召开座谈会献智献策，捐款捐物建设家乡。甚至最先开始做民宿、农家乐生意的也多是这批在外闯荡过的人。而且这些人往往发挥了乡村意见领袖的作用，他们做了第一家民宿，他开了第一个餐馆，其他人跟着效仿，整个乡村的业态就逐渐丰富起来了。人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返乡者也必然给乡村带来文化、审美、治理、组织以及管理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何激发这部分人的活力，就需要地方政府首先对返乡劳动者有一个基本客观全面的评价，然后加强正向的引导。相信他们在“广阔天地”能发挥作用，并且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从资源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给予一定优惠和扶持，比如资金的扶持、网络平台的建设、土地项目审批，以及产业链物流系统的配套等等，给他们提供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空间。

　　同时，可以统筹考虑乡村振兴实际，结合返乡农民工劳动力充足的情况，启动更多乡村建设项目。既能短时间内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又能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将村庄、道路、农田等建设得更好，可谓一举两得。除此之外，还需配套考虑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以解决返乡者在乡村发展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