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日两国的悬殊力量对比，毛泽东站在战略哲学的高度，预测了中国战场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三大阶段进程，提出了以持久对速决、以游击对进攻、以反包围对包围等灵活战法，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路线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体现在引领方向、明确方针、制定战略、指挥战争、团结力量、凝聚民心等很多方面，是坚持全面抗战的中坚力量。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深刻认识战争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以科学的预见和战略性判断，以明确的纲领和方针，以坚定的信念和过硬的执行力，引领抗日战争的发展方向，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关于领导权和领导地位问题，毛泽东曾经有过经典论述。1937年6月22日，他在凤凰山的窑洞里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1945年5月31日，他在党的七大结论报告中强调，领导必须有战略预见能力，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预见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要在事物萌芽状态时就能预先看到它将来的普遍意义。这就是说，领导权和领导地位主要不是看当下的力量有多大，关键是看能否以科学理论、行动纲领、战略决策来动员、组织群众，能否在政治思想、战略方向上发挥引领作用，能否前瞻性地抓住事物本质、预见事物发展方向，制定符合规律的科学决策。

　　局部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对抗日战争的本质和趋势做出战略预判，前瞻性地提出了抗击侵略的战略应对，率先提出并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战略、总纲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9月20、22、30日连续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等三个重要文件，指出日本发动的战争就是要“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全国劳苦民众要团结起来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在这种战略判断下，中国共产党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民发起局部抗战。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准备在三项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1月26日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提出建立广泛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主张。1935年5月，冯玉祥等建立抗日同盟军进行抗战，党迅速加强在同盟军中的工作，支持爱国将领的抗日斗争。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对日作战、成立国防政府、组建抗日联军等，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指出日本侵华战争的实质就是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开展“神圣的民族战争”，“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血战到底”。会议根据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客观形势，及时转变党的政治路线，做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此后，党经过艰苦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从战略高度做出了全局性的科学分析，制定并实行了具有战略全局意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和推动抗日战争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方向发展。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在第一时间做出明确的全局分析和战略判断，把这个事变看作全民族抗战爆发的标志，指出这个事变之后将会有“新的大事变”即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军队要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个通电站到了全民族的立场上，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智慧和全局观念，同国民党把事变仅仅看作并竭力限制为“地方事件”的判断形成了鲜明对比。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阐述了全面抗战的路线，从战略方针、抗战方法、民族前途的高度提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一套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并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另一套是与此相反的办法；一个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另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要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8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方针和具体道路，强调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要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同推动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牢牢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深刻揭示抗日战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科学把握战争双方实际特点及发展变化，对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趋势做出正确判断，从战略高度指出了抗日游击战的重要地位，系统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近距离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必须放在战略高度予以重视。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时代特点和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的总方针，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而不是速胜的，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中国胜利、日本失败；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在每一个时期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变化采取相应的战术策略；坚持持久战的关键是要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坚持人民战争思想，牢记“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共产党的这种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紧紧依靠广大民众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同国民党的脱离民众的、单纯依靠政府军队作战的、作为军事战术思想甚至是机会主义策略的“持久战”思想，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党的抗日持久战思想坚定了人民坚持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发展道路。

　　在抗日战争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重大历史阶段和时间节点做出准确的科学预见，并基于这种预见制定了前瞻性的、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应对方针和政策决策。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做出相持阶段到来的判断，并根据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制定了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形成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重大政策，有力阻止和打击了投降行为，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发起百团大战等重大战斗，激发国民政府和广大将士的抗日信心。1943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党对战争的发展趋势甚至战争结束的时间都做出了惊人准确的预见，毛泽东在1月5日讲到抗战尚需准备两年时间，3月16日讲到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还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4月30日讲到要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1944年秋，在抗战转折点到来前夕，中共中央未雨绸缪地规划战后中国发展问题，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战略主张，引领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1945年8月，在大反攻到来之际，党立即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命令，推动抗日战争迅速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并不足够强大，但却拥有不可置疑的领导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人民必胜的坚定信念，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根据中国具体实际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者金民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本文刊登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9月3日理论周刊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