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协同推进乡村治理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根本要求，是新时代贵州发展的战略选择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协同推进乡村治理是顺应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需要、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必然选择。

　　（一）协同推进乡村治理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殷殷嘱托的政治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农业主要矛盾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农民群众有更高的期盼，对农业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强化基层基础工作，高度关注基层组织发展变化的特点，加强对各类基层组织的指导和管理，使各类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职、有人办事、有章理事，特别要防止和纠正各类组织之间出现推诿扯皮现象，防止和纠正政策落地在“最后一公里”发生梗阻问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必须协同推进乡村治理，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二）协同推进乡村治理是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必然选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必须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不能片面追求速度，更不能搞脱离实际的“刮风”运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路径，必须全面系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必须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注重激发村民主体意识，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持续补齐乡村建设发展短板和乡村治理弱项，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需求。

　　（三）协同推进乡村治理是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健全完善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产业发展重要指示要求，着力提升乡村资源配置效率，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有效激发乡村发展动力活力。

　　（四）协同推进乡村治理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贵州的关键举措。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反映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质的提升，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建设美好家园的追求。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协同推进乡村治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着力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构建城乡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发展新格局。

　　（五）协同推进乡村治理是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焕发乡风文明的有效途径。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重点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必须协同推进乡村治理，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风文明建设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注重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深入挖掘、继承和创新乡村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人文精神，激发农民创新创造热情，使好习俗、好习惯、好风尚、好家风在乡村蔚然成风。

　　（六）协同推进乡村治理是夯实农村基层基础、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

　　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保障。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在乡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必须协同推进乡村治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夯实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础，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贵州省脱贫攻坚实践中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的探索实践（一）强势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引领乡村治理的产业基础不断夯实。

　　坚持农村产业革命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体部署、统筹实施，创造性提出“五步工作法”、农村产业革命“八要素”，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搭建了平台。省委十二届五次、六次、七次全会对推进农村产业革命进行部署，省领导领衔推进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强基础、抓项目、兴主体、创品牌，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影响和带动了乡村治理。以“六个转变”为导向，以强化“五个三”为抓手，培育了一批在市场叫得响、有竞争力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品牌，食用菌产业裂变式发展，辣椒、猕猴桃、火龙果、刺梨等产业名列全国前茅，百香果从无到有、规模挤进全国前三，太子参产量占全国需求量40%。

　　（二）持续推进农业农村改革，乡村治理协同性不断增强。

　　始终坚持把农业农村改革摆在重要位置，探索实践现代农业经营、集体经济管理方式，有序推进乡村要素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有效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纵深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建立完善股权合作、资金整合、产业带动等机制，农村“三变”改革经验得到中央肯定并在全国推广。2019年，吸引社会资本131.5亿元参与农村“三变”改革，新增“三变”试点村4163个，目前“三变”试点村累计达到11404个、覆盖率72.3%。

　　（三）大力推进乡村环境整治，乡村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不断健全。

　　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强力推进大生态战略行动，精准施策、重拳出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谋划实施“五场战役”“双十工程”，扎实推进草海、乌江、清水江等水环境综合治理，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为100%。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组织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庄清洁“四个专项行动”，探索完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机制，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覆盖1.12万个行政村。持续推进乡村生态修复，探索推行河长制、林长制。强力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全省化学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71.2%和81.5%。

　　（四）大力推进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大力推动民办教育发展，乡村教育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上学难、上不起学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持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大力推动优质医疗服务资源进农村，扎实推进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乡村医疗服务水平服务保障能力不断增强，乡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较好解决，2019年远程医疗服务总量突破60万例次。加快完善乡村文化服务体系，规划建设了一大批文化体育设施。加强乡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探索推进社会治理方式、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安全监测管理，精准实施风险隐患防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三、贵州省脱贫攻坚实践中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研究（一）外力助推型（“秀水五股”模式）。

　　秀水村位于普定县龙场乡，是比较典型的空壳村、空巢村、贫困村。为助推秀水村早日摆脱贫困，贵州兴伟集团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资源力量，对秀水村实施精准帮扶。为构建脱贫长效机制，推动帮扶项目有序实施，促进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运转，保障村民合法权益，兴伟集团以产业扶贫为切入点，以利益联结为纽带，以乡村治理为突破口，指导秀水村依法选举村民委员会，推动民主决策、依法办事，对集体经营行为和利益分配实施监督。公司投资开发的山地旅游和生态农业产业项目所产生的经营收入，按人头股、土地股、效益股、孝亲股、发展股“秀水五股”分红模式分配给全体村民和村集体。其中，人头股占10%，凡是户口在秀水村且常住秀水的村民，人人享有，每年从村集体收入及所属公司利润中按10%的比例计提；土地股占30%，每份土地计一股，以户为单位按入股土地面积据实进行分配，每年从村集体收入及所属公司利润中按30%的比例计提；效益股占30%，以村民参与劳动计股，在项目建设期间，村民以投工投劳方式参与项目建设，按出工情况计分并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核定计分，项目建成后，村民获取相应股份；孝亲股占5%，按秀水村65岁以上老人人数平均分配，人人享有，每年从村集体经济收入及所属公司利润中按5%比例计提；发展股占25%，每年从村集体经济收入及所属公司利润中计提25%，主要用于秀水村所属项目运营管理开支包括项目维护、改扩建等，对秀水村考取大、中专院校的村民学子实施学费资助，对家庭遇到重特大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的村民予以帮助。“秀水五股”模式，较好地解决了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引领秀水村走上脱贫增收、乡村振兴的良性发展之路。实践证明，政府引导支持、企业真情帮扶、社会合力助推、村民主动参与、有效的机制保障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有效路径，只有强化村民自治、依法施治，促进共建共享共治，才能有效凝聚乡村治理的合力。

　　（二）能人名人示范带动型（梦润“四强五兴”引领带动模式）。

　　汇川区团泽镇大坎村是典型的城郊型农业村，也是省级二类贫困村，在全国劳动模范、贵州梦润集团董事长张明富返乡下乡创业的带动和影响下，大坎村产业兴、村民富，民风正、秩序好，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典型示范、“中国农民工政策发源地”。多年来，张明富坚守“中国梦、润中国”的品牌经营理念，因地制宜发展化妆品生产、鹌鹑养殖加工、茅台土猪养殖加工、白酒制造、乡村旅游、劳务培训等多元化乡村特色产业，规划建设了梦润农民工下乡创业园、茅台集团梦润还原土猪养殖观光旅游示范基地、国家级梦润鹌鹑养殖示范区、全国农民工下乡培训基地、农民工文化馆、党建馆、劳模创新工作室等引领乡村治理的平台和载体，逐渐探索形成了以梦润主导产业为依托、以企业文化为支撑的企村联动、以企带村“四强五兴”乡村治理“梦润模式”。“四强”，即强基础——着力加强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注重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为城乡要素资源合理有序流动奠定了基础，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吸引城镇有识之士下乡创业；强党建——夯实企业党建、乡村党建基础，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在疫情防控、乡村建设管理实践中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强龙头——注重培育核心企业、关联企业、龙头产业和致富带头人，有效发挥优势、整合资源，提升品牌影响力、农特产品市场占有率；强素质——有效利用劳模文化、挖掘红色文化、整合企业文化资源，发挥能人、名人示范效应，通过内外协同、企村联动，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五兴”，即兴产业——注重培育乡村特色产业，鹌鹑养殖和加工、生态土猪规模化养殖、白酒生产、服装加工“无中生有”、带动关联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创业培训风生水起；兴市场——注重市场研究、区域市场细分，找准目标市场和产品定位，培育开放意识、品牌意识、创新意识，鹌鹑辣椒、张明富匠酒、茅台生态还原土猪等乡村产品走向城镇，走俏市场；兴活力——注重探索创新，完善产销衔接机制、利益联结机制、企村联动机制，盘活了村民土地，增强了村民主体意识，有效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兴风尚——以企业文化引领乡村道德风尚，培育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勤劳朴实、开放创新、敢为人先的经营管理理念，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兴主体——注重培育引领型、示范型企业，注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注重培育村民和企业员工的主体意识，增强他们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引导他们在推动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中发挥示范作用。目前，梦润集团拥有专利30多项、鹌鹑养殖地方标准7个，企业经营收入超过8000万元。实践证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协同推进乡村治理，需要强化示范引领、夯实文化支撑，注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乡风文明与企业文化融合，只有把文明新风、主流意识树起来，才能有效带动乡村治理效率提升，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城乡联动型（旧州“1+N”镇村联动模式）。

　　旧州镇是传统农业种植乡镇，土地碎片化、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严重，市场化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公共服务能力弱。近年来，旧州镇探索实践“1+N”镇村联动发展模式，以1个示范小城镇带动多个“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了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实践中，旧州镇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加快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市场主体，吸引外部资源要素加速聚集，促进特色产业集约化发展。针对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旧州镇抓住关键，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着力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水平。开展村干部效能提升工程，强化常态化研判、板块化兑酬、系统化考核，探索构建了村居干部“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竞争机制。指导推动行业自律、村民自治，与时俱进制定村规民约、完善监督机制，促进村民自主管理自我约束，指导成立旧州古镇旅游协会，对外抓好客源接洽、旅游宣传，对内做好会员管理、标准制定、规范经营，旅游服务差异大、恶性竞争突出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注重发挥党员、退役军人、在外公职人员等群体在村务管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探索成立退役军人服务队和在外公职人员协会，吸引他们参与志愿服务、产业发展、矛盾纠纷调解，凝聚乡村治理合力。发挥党建示范引领作用，探索构建镇村联动多元治理模式和管理体系，强化群众参与、依法管理，引外力、强内力、增动力，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践证明，协同推进乡村治理需要强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只有完善城乡联动、内外联动机制，有效整合城乡要素资源，才能形成推动乡村治理的强大合力。

　　（四）利益联结型（石硐镇“六权共享”乡村治理模式）。

　　近年来，息烽县石硐镇探索运用农村“三变”改革模式，将财政资金作为村集体股权入股企业兴办产业，经营收益按照“六权”模式进行分配，实现了集体、村民、企业多方共赢，带动了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实践中，石硐镇以利益联结为纽带，探索构建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以因素法规范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管理，构建了“六权共享”乡村治理模式。“六权共享”，即弱有所扶收益权占5%，用于帮扶困难群众；土地入股收益权占25%，分配给土地参与产业发展的村民；劳有所得收益权占25%，用于鼓励本村村民在园区内务工；老有所养收益权占5%，用于帮扶产业项目所在村60周岁以上的老人；社会治理收益权占30%，用于奖励村民遵纪守法；环境保护收益权占10%，用于奖励村民参与环境保护。“六权共享”模式将财政投入资金作为村集体入股资本，通过助推产业发展、项目收益分红，使群众稳定增收，2018年大洪村、中坝村集体共获得分红资金66.9146万元。由于股权明晰，利益联结规范运作，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对产业项目的经营管理和乡村建设治理更加关心关注。劳动所得收益权分配，吸引了300余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近就业，有效解决了20余名留守儿童家庭问题。“六权共享”模式有效激发了乡村产业发展活力，引导推动了村民自治，以《村规民约十条》，将遵纪守法、扶贫解困、奖勤罚懒、诚实守信、民风民俗等内容纳入群众集体产业股权分红的考核指标，有效改变了过去乱办酒席、贷款不守信用、不参加公益事业、乱搭乱建、不孝敬父母、不管教未成年子女等不良现象。实践证明，改革创新是实现乡村振兴、促进乡村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抓住产业发展、利益联结这个关键，不断完善制度机制，才能有效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四、贵州省乡村振兴背景下协同推进乡村治理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体制机制性问题（一）乡村治理的领导机制还需完善。

　　村支“两委”优胜劣汰考核奖惩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绩效管理指标体系和制度机制不健全。村级组织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的制度机制有待完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不协调、不同步，有的地方注重经济发展，忽视乡风文明、法制教育、人文关怀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的地方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建设跟不上时代要求，党内法规、制度落实不到位，党员示范引领作用不明显。部分村组干部乡村治理观念滞后、治理权力泛化异化、治理素质能力水平较低。

　　（二）乡村治理的协调联动机制还需完善。

　　有的地方乡村治理职能职责不明确，有的领域管理缺位、力量分散，法治、德治、自治协同推进的制度机制不健全。有的村组自我管理能力差，村民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的职能部门服务管理力量下沉不够，慢作为、乱作为现象时有发生，村级组织、村民、家庭、社会组织协同联动的乡村治理格局尚未真正形成。乡村治理缺乏统一有效的监管、调度平台。城乡联动协调发展、引领资源要素向乡村合理有序流动的制度机制不健全。

　　（三）乡村治理的基础支撑体系还需健全完善。

　　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欠账多。乡村治理信息化、智能化和精准度、有效性有待提升。乡村法治服务体系不完善，法制教育、治安管理、法律服务有待加强。产业发展与乡村治理不协调，有的地方利益联结、产销衔接机制不规范不完善，缺乏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支撑，村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单一，达不到助农增收预期。

　　（三）乡村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还需完善。

　　乡村社会矛盾预防化解责任体系不完善，依法管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制度机制不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处置能力较差，协同联动机制不完善，小事不愿管、大事管不好、矛盾易上交。乡村道德模范、榜样力量的示范引领长效机制不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缺乏有效载体。有的乡村干部政策水平低、矛盾纠纷调处能力弱，依法办事能力差。

　　（五）城乡联动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严重，乡村老人、留守儿童关爱帮扶不到位，网格化帮扶联系制度机制不健全。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建设力度不够，立体化的乡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尚未真正形成。引导各种优质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政策制度不配套，乡村建设管理人才缺乏。农村房屋空置现象严重，有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名无实、运营能力较差。

　　（六）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不健全。

　　推进教育、医疗、文化、法律服务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流动的制度机制不完善。有的村组医疗条件差、服务能力弱，缺乏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载体，村民看病难、子女就学难、文化活动单一的问题仍较突出。乡村便民服务体系不健全，公共管理服务不规范、不透明，资源整合利用不充分，管理服务力量跟不上，慢作为、乱作为现象时有发生。五、乡村振兴背景下完善乡村治理制度机制的对策建议（一）建立完善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推动乡村治理的制度机制。

　　健全完善村支“两委”乡村治理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健全完善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依法推进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建立完善村务监督机制和各项管理制度。有序推动村支“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全面落实村支“两委”换届候选人县级联审机制。建立完善乡镇党政领导班子包村联户制度机制。

　　（二）建立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的组织领导机制和责任体系。

　　成立推进乡村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研究、决定乡村振兴、乡村治理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举措、重大改革和重要事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建立完善协同推动乡村治理的目标责任体系和绩效管理制度，推动构建党政合力、部门协同、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统筹推进乡村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以村组为单元实施乡村治理网格管理服务。完善农村产业发展利益联结机制、产销衔接机制、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机制，由县统筹、乡镇主抓、村为单元，统筹规划、管理产业发展和集体经济，由财政按每个村100万元给予补助，专项用于扶持集体经济发展。健全完善乡村振兴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

　　（三）建立健全村民自治自律机制。

　　探索创新乡村群众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赋予村级组织自治管理权力，保障村民对公共事务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搭建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管理平台，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和治保会等群防群治力量在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办理、民间纠纷调解、治安维护协助、社情民意通达等方面的作用。健全村级组织议事协商制度，构建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探索创新村组协商议事形式和活动载体，完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运行管理制度机制。规划建设村组事务“阳光公开”监管平台，建立“村民微信群”“乡村公众号”。建立完善乡村干部薪酬管理制度机制，以上年度经济增速为标准稳步提高乡村干部薪酬待遇，与乡村治理目标绩效挂钩。建立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监督、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机制。

　　（四）完善乡村文化传承保护与振兴的制度机制。

　　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统筹推进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挖掘。完善农耕文化保护利用机制和政策，推动职业技术院校建立农训体验基地。划定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红线，建立完善乡村文化建设管理制度规范，重点保护、有序利用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农村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加强农村文化保护利用法制建设，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序推动文化下乡。

　　（五）完善体现时代特征的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培育制度机制。

　　健全完善村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教育培养机制，构建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德育网络体系。探索创新村民教育形式、方法和载体，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民讲习所、农民夜校等平台。与时俱进制定乡村文明公约、村规民约、家规家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完善乡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培育制度机制，强化村民以德治村、共建共荣的主体意识。发挥道德模范引领示范作用。教育、引导农民把务工收入更多用于在城镇安家落户和子女教育投资，不把“活钱”变成“死资产”。

　　（六）健全乡村矛盾纠纷多元化调处化解制度机制。

　　建立乡村矛盾纠纷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和乡村干部包保制度，探索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引入第三方力量参与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推进县乡领导进村入组接访下访制度化机制化。规划搭建乡村矛盾纠纷动态监测、快速处置、规范管理平台和信息互通、联动调处机制，探索建立“互联网+网格管理”服务管理模式。有序推动公检法服务向乡村延伸，提高响应群众诉求和为民服务能力水平。健全完善乡村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管理制度机制，推动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格局。健全法律进村入户宣传机制、乡村不文明行为惩戒制度机制。推动村民委员会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鼓励引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提供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推动落实乡村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推动构建乡村社会治安齐抓共管、联防联控工作格局。

　　（七）建立完善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机制。

　　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建立完善村组老人、留守儿童、智障、残疾等特殊人群精准关爱救助制度和长效帮扶机制。探索完善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的制度机制，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服务乡村质效纳入职务晋升、职称晋级管理的重要内容。提升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能力，完善乡村教师、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绩效管理制度，稳步提高乡村教师和村医待遇，确保乡村教师、医生待遇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为确保乡村公共服务有效覆盖，建议行政村面积控制在30平方公里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