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蚂蚁金服与中和农信合作开展金融扶贫的调研与思考

　　本网记者 施维

　　在农村地区这些没有信用数据的地方,如何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服务?面对点多、面散的客户,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如何有效降低?这一直是困扰传统农村金融发展的最大瓶颈和制约。

　　从2015年开始,互联网金融公司蚂蚁金服与从事小额信贷的中和农信开始合作,在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县,提供面向农户的纯信用贷款。日前,记者来到其试点地区湖南平江县调研。当“互联网”加上了“金融”,由此带来的,不只是一个个被金融服务改变命运的农村家庭,还有传统农村金融的格局与生态以及金融扶贫更广阔的未来。

　　“只要信用好,就可以贷款。”

　　“每个月2752块五毛,用支付宝还。”艾煌兮完全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串数字。这是他每个月要还的贷款,本金3万元,还款期一年。

　　艾煌兮是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三市镇建档贫困户,今年已经40好几,儿子正准备结婚。去年,他和母亲相继生病,新农合报销后尚有十几万元的花销,让一家人背上沉重的负担。

　　“但艾大哥一家在村里的名声特别好。”信贷员何金刚说,艾大哥年轻时当兵,一家人以往向邻居、朋友借钱,从来不用催。在何金刚的推荐下,艾煌兮成功贷到了3万元,艾煌兮用其中的1.7万元,购置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跑运输,“一个月能有四千元的收入,妻子在县里的熟食厂上班,还款生活都不成问题。”艾煌兮说。

    艾煌兮，贷款3万元，用其中的1.7万元，购置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跑运输。

　　平时都习惯用纸笔记录每天的收支的艾煌兮,还学会了用手机操作还款。每个月还款日到的时候,他总是提前把钱准备好,按时还款。

    平时都习惯用纸笔记录每天的收支的艾煌兮，还学会了用手机操作还款。

　　“只要信用好,就可以贷款。”中和农信平江地区小额信贷负责人告诉记者,一直以来限制农民金融服务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抵押物,但是他们所提供的的贷款不需要任何抵押,担保人的要求也只要信用好就可以担任,而非很多地方要求的必须“是吃公家饭”。大大降低了农民贷款的门槛。

　　兴阳村农民吴艳仿的经历更印证了“信用贷款”的内涵。

　　他16岁离家打工,30岁时被骗到了广州黑砖窑并被限制了自由,这一待就是19年。

    吴艳仿，53岁，2015年贷款5000元，用于购买种子

　　直到四年前才寻机逃出,一路乞讨回到家乡,却发现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去世,自己的户口也被注销了,无资金、无技术,连房子也是跟好心人借的。

    就连吴艳仿自己也没有想到,本来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提出了5000元的贷款申请。最终居然得到了批复。信贷员钟幼萍说:“是吴艳仿对生活的信心感染了我。”

　　吴艳仿用贷款搞起了毛豆种植,一年下来不仅还清了贷款,购置了家具,还存了2万块。“这让我在当地有了自己的尊严,活出了人样!”

　　信贷员的放贷选择,背后是一家公司的价值观和战略取向。蚂蚁金服和中和农信,前者是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过去5年多来,已经通过互联网给小微企业贷款7000多亿,其中超过1/3为涉农贷款。后者则是隶属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家专注农村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20年。

　　2015年11月开始,两家公司开始合作用“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方式帮助农民脱贫,尝试着利用各自的优势和能力,在农村地区为普惠金融服务趟出一条路子。

　　他们的合作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原有模式很难适应农村市场”

　　我们经常说,农民是最有信用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农民却很难真正凭借“信用”获得金融支持。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根本问题在于,对于金融机构而言,信用不是一个抽象的经验型判断,而是基于具体数据可量化的结果。

　　有关调查显示,中国的贫困人口有5000多万,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没有银行流水,没有资产证明,没有太多抵押物,因此中国农户没有信用数据,这是导致他们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最大瓶颈。

　　另外,经营成本的居高不下更限制了金融机构投身农村的热情。小额贷款不仅数量小,单位运营成本高。而且农民居住分散、偏远,以中和农信为例,因为实行的是上门服务,放款、调研都是由金融机构支付成本。

    黄志周、赵红旗夫妇，46岁、44岁，2015年贷款2万元用于生产竹架板

　　“在福建,有很多渔民要改善生活搞养殖生产,需要资金的时候我们就要坐船去放款;有些地方农民住在山上,车开不上去,需要骑摩托车去放款;还有像内蒙古地区,常常要骑马等等。最远的客户离分支机构是635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郑州的距离,我们的信贷员需要住一晚上。这种服务让我们的运营成本比较高。”中和农信副总经理窦华茂说。

　　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华告诉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在全球普惠金融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中国这种模式却难以复制。它的风控手段还比较传统,另外,其利率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也高出很多,原因在于它本身的资金成本和运营成本都很高,所以很难低利率地提供金融服务。这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风险成本和经营成本是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两大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普惠金融就很难实现。

　　更为重要的,这种路径应是基于商业性的可持续。李振华认为,“成本的降低并不是说完全靠国家给予财政或金融上的补贴。不能仅把扶贫作为政策性的金融,而是要让更多市场的机构能够看到它在商业上的机会,让这些商业机构能进入到这个市场里,共同努力提供这些竞争服务。”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面临农村这样非常广阔的市场,通过原有既定的模式去服务他们是有很大的困难的。”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运营总监陈嘉轶说。

　　“互联网+”助推普惠金融实现

　　机遇来自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大数据的应用。多年来,中国在普惠金融以及农村金融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再加上今天技术本身的进步,为实现普惠金融的目标提供了路径。

　　什么是互联网金融?对于艾煌兮等贷款户而言,可能就是网上银行、支付宝交易。

　　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却意味着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彻底变革:“互联网改变了整个用户触及用户的方式,实现了金融的‘普’;云计算极大提升了计算的效率,降低了交易的处理成本,实现了金融的‘惠’;大数据帮助人们更好地甄别和计量风险,给风险定价,降低了管理成本。”蚂蚁金服总裁井贤栋说。

　　这也正是蚂蚁金服与中和农信合作的价值所在。

　　中和农信已在全国18个省180个县的1700多个乡镇都驻扎了信贷员,平均一个信贷员对接一个乡镇,每天,他们一个个走访各个村庄,将村里需要帮助的人都登记在册,再为他们提供贷款,掌握了大量一手农户的信贷资料。而蚂蚁金服则在大数据、风控领域有着领先技术。

　　线上线下联手,蚂蚁金服和中和农信计划在3年内,将“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模式推广到全国300多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

　　“可以畅想,中和农信的贷款用户纳入到大数据平台后,掌握了数字金融技能的农户在需要贷款时,有望不再需要依赖于信贷员亲自上门走访了解情况,而是拿起手机,短短几秒,后台大数据系统就会基于其用户画像和征信体系来进行判断并发放贷款,大大降低贷款机构的运营成本,也为用户带来了真正的便利。”蚂蚁金服相关负责人表示。

　　应当看到,互联网金融在农村仍处于起步阶段。专家指出,未来要大范围推行还有赖于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民金融理念的提升以及金融监管和风险防备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蚂蚁金服与中和农信在平江举办了一场“简陋”的新闻发布会，用省下来的2万多元钱为平江县172名小学生每人买了一份150元的大病保险。

　　在平江举行的发布会上,蚂蚁金服总裁井贤栋表示,在践行普惠金融和扶贫方面,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太过关注眼前利益,蚂蚁金服要做“耐心资本”。

    践行普惠金融不能急于求成，要做“耐心资本”

　　耐心资本,这恐怕正是农村金融的关键:没有耐心的人是做不了也做不好农村金融的,这是一个蓝海,却也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切忌急功近利;没有资本收益的理念也是做不大做不强农村金融的,金融不是慈善,用商业的理念和价值去投资,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农村金融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但是机会并非唾手可得

　　其实,改变世界的从来都不是技术,而是技术背后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