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账连大账。农民朋友有啥新收获、有何新打算？本报记者走进基层

　　算算一年增收账

　　脱贫户张中良——

　　养羔羊甩掉贫困帽

　　本报记者  马跃峰

　　“我敢说，在咱们县里，没谁家能比我养的湖羊膘肥！”53岁的张中良自信满满。

　　老张曾是河南省沈丘县卞路口乡南郭庄村的贫困户。“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张中良说，这些年被看病吃药拖累怕了。老张干过建筑工，落下腿病，干不了重活，常年吃药。老伴王巧云2014年患上冠心病，在郑州做了两次搭桥手术，花费近15万元，每年看病吃药的花销占收入一大半。“家里少了俩劳力，添了俩病人，你说能不穷？”

　　沈丘县有100个贫困村，贫困户20416户、67040人。其中，因病致贫占比最高，达55%。脱贫攻坚，沈丘县一手减负担，推进健康扶贫；一手增收入，制订产业扶贫方案，把光伏发电、特色种养作为重点产业，将贫困户和产业“扶贫链”连起来。

　　干部入户调研，张中良有养殖经验，但缺资金。因户施策，老张家选定养羊脱贫项目。“村周围的河滩草茂水好，是养羊的风水宝地。”他说。

　　针对贫困户贷款难题，县里创新金融扶贫机制，推出扶贫贴息小额贷款。县财政拿出2000万元风险补偿基金，专户存入邮储银行，按1∶5的比例，放大贷款额度到1亿元。每个贫困户可申请8万元以下、三年的扶贫贴息贷款，而且免抵押、免担保。一年时间累计发放产业扶贫项目贷款9731万元，发放贫困户小额贷款1.02亿元。

　　张中良很快申请到5万元贷款，建起标准化羊舍。2015年他免费领到8只带羔母羊，到年底，母羊产下16只羊羔。他卖掉公羊，留下母羊，扩大生产。

　　养殖有风险。一只羔羊少则五六百元、多则上千元，对贫困户来说可不是个小数字，万一有个闪失，可真“伤不起”。县里引入保险公司，为贫困户托底。

　　精心管理，张中良养的羔羊品质越来越高，去年家里生活也迎来转机：30多只湖羊产下76只羊羔，卖了近5万元，刨去成本，净赚了2.8万元。儿子、儿媳在镇上的车间干活，一年能挣3万元。年底算账，全家6口人，人均年收入9600多元。“新政策看病报销比例高了，家里进项也多了，苦日子总算熬过去了。”张中良说。

　　回顾自己的历程，张中良深有感触：“贫困户脱贫，最难在起步。”政府对养羊有各种补贴，但补贴的最低标准是养50只。贫困户免费领取的羊数量少，这给脱贫带来一定困难。

　　“羊想上膘，料得跟上。”张忠良说，如果适当放宽对贫困户的补贴政策，根据每户养羊数量发放补贴，脱贫速度会更快。

　　“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扩大规模，把摸索的技术教给更多贫困户。”张中良说，过了春节，他计划把羊舍扩大一倍，养羊达到100只，这样一年卖羊羔能收入8万元以上。

　　“过去贫困户想发展产业，没技术、没路子、更没钱。现在不一样了，想种菜的，建大棚，政府有补贴；想搞养殖的，建羊圈，政府帮贷款；想学技术的，政府请‘能人’培训。只要肯下力气，好日子一天比一天近。”张中良说。

　　点  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脱贫。脱贫攻坚首战之年，我们能感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扶贫力度空前。投入更给力，“硬招”“实招”频出，各级财政扶贫资金首次超1000亿元；战术更有效，从“漫灌”到“滴灌”，“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一项项政策措施扶到点子上。

　　一年来，全国超过1000万人告别贫困，昔日的穷乡僻壤焕发生机。好日子是干出来的，只要上下齐心，真抓实干，脱贫目标一定能实现。

　外出务工者孙建林——

　　有保障工作更安心

　　本报记者  王  浩

　　拿着腊月二十的火车票，这是孙建林今年第一次回家。年过四十的孙建林来自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柳沟镇，从2012年起，他一直在北京市东城区做环卫工作。

　　每天晚上10点，孙建林会准时开着清扫车，从东直门出发，经过安定门、交道口、张自忠路、工体，直到早上6点，再次绕回东直门。一晚上他要清扫34公里长的路段。“我的工作就是开着车‘转圈圈’，虽然听上去枯燥无聊，但每天清晨，看到干净的马路，内心充满自豪感。”他说。

　　“出车前，先要仔细检查车辆，确保安全；清扫时，车子时速保持在5—8公里，除了打扫主路，也要兼顾马路牙子、隔离栏；开车时，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有些老大爷喜欢半夜散步，有的车子嫌你慢要超车，要格外小心。按照规定，深夜2点半到3点是休息时间，我都会抓紧眯一会，保持精力。”说起工作，孙建林滔滔不绝。

　　孙建林从2005年外出打工，做过搬运工，当过货车司机。“从内心讲，还是想回老家发展。老父亲一个人守着空房子，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他说。

　　“可老家没有‘找钱’的门路。”孙建林家有5亩地，以前种水稻、小麦和红薯，养活不了一家人。“辛辛苦苦种一年地，不如出来打工两个月。村里条件越来越好，人却越来越少。”他说起来有些伤感。

　　打拼了一年，收入怎么样？孙建林算起账来：“公司和我们签订了劳动合同，工资准时发放，加上各种补贴、奖金，每个月能拿到3000多元。福利也不错，节假日工作拿3倍工资，还经常能领到手套、肥皂等劳保用品。”

　　孙建林一家三口，现在全在北京打工。他爱人打两份工，月收入将近5000元。儿子在王府井商场做电工，每个月能挣4000多元。他说：“现在全家辛苦一点，但一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二是想攒够养老钱。趁现在年轻，尽量多攒点钱。”

　　不过，孙建林坦言开销也不小：为了上班方便，在单位附近租了房子，每月房租1000多元。再加上七七八八的开销，每月工资能剩1000多元。

　　说起北京生活，孙建林感觉挺惬意：“现在政策好了，公司给我们交了医保，可以到定点医院看病。出门办事，公交、地铁特别方便，我没事喜欢到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步。单位平时组织活动，让我更有归属感。”

　　每周二、三是孙建林的休息时间，“平时都是夜班，趁着休息日，我一般洗衣服、做饭，再好好睡上一觉。”

　　今后有啥打算？孙建林指着手机里的照片说：“这是我老家盖的新房，宽敞透亮。总有干不动的一天，以后还要回去。北京再好，也只是临时的家。”

　　点  评

　　曾经，“城里人”“乡下人”的身份识别成了无形的门槛，阻隔了许多打工者的城市梦。如今，城乡藩篱正加快破除：户籍制度改革，全部取消农业户口，标注着时代进步的刻度；城乡医保统一，让农民工不再为看病犯愁；一些地方把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让他们有了新希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享受到均等基本公共服务，“户口福利”变成人人共享的改革红利，让外出务工者更加体面生活，拥有更多获得感。

　　合作社社员谭志标——

　　抱成团产销都不愁

　　本报记者  庞革平

　　1月14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尚兴村，连日阴雨的天气终于放晴了。一大早，谭志标就骑着摩托车来到芒果园开始忙碌。“今年是暖冬，芒果树开花早，这几天阴雨，还真担心出问题。”他说。

　　谭志标种芒果十几年，有500多株果树，讲起芒果自然一肚子话。“芒果不好管，有时你看着满树是花，但一场雨下来，可能一个果都挂不了。前几年技术不行，吃了不少亏。”老谭说。

　　2015年春节，几场小雨过后，他家满园的芒果树都得了烟霉病，几天后花穗全部发黑掉落，当时看得老谭欲哭无泪。让他不解的是，同是一个山坡上的芒果树，有的人家的花穗却没有发病。

　　痛定思痛。去年，他加入村里成立的“七月香”芒果合作社，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销售。谭志标虚心向技术员请教，买了不少科技书籍，给自己“补脑”“充电”。县里组织专家到田头讲课，还请大户“现身说法”，手把手教果农管护芒果。

　　“去年，我至少听了20多堂培训课，确实挺管用。”谭志标说。学到技术，经过精心管理，2016年初，谭志标的芒果树满树开花。但他做了件让人意想不到事：摘掉大多数含苞待放的花蕾，留下嫩芽。几天后，一场阴雨袭来，谭志标家的芒果扛过了灾害。嫩芽渐渐冒出新花蕾，几个月后，树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芒果，把枝条都压弯了。

　　芒果产出来，能不能卖上好价钱？这几年，百色将芒果作为农民增收产业来抓，每年到全国各大中城市举办芒果推介会。2015年1月，百色芒果成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在全国打响了品牌。“地理标志那块牌子就在我家果园的山顶上，现在的芒果不愁销路。”谭志标说。

　　田阳县作为“中国芒果之乡”，芒果种植面积达38.3万亩，年产量16万吨，产值达9.3亿元，农民种芒果人均收入3141元。

　　去年9月，谭志标夫妇俩在卖完芒果后算账：500多株芒果，采收鲜果将近2万斤。加入合作社，每斤芒果收购价高出市场价两三毛钱，全年总收入4.3万元，减去开支，纯收入3万元，比2015年多收2万元！

　　“算账那天，老婆特地给我买了好烟好酒！”谭志标乐滋滋地说。“靠种芒果，我家建起了3层楼房，但还没装修。今年打算将房子装饰一新。”

　　芒果市场价格稳定，又有技术在手，谭志标对这个产业很有信心。新的一年，他又打起了小算盘：他家的果园就在右江河边，如果能修建引水工程，将山下的右江河水引到山上，保障生产用水，芒果的产量会更高。另外，他打算让儿子去学电商，通过网络卖芒果，动动手指就将家里的芒果卖出去。

　　“最希望解决的还是资金问题。今年我打算再扩种500株芒果，如果能以现在的果园来抵押贷款，种植规模能翻一倍，到时候年收入至少能有10万元！”谭志标说。

　　点  评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人。今后“谁来种地”，农业“两块板”“两道箍”束缚如何突破，化解这些难题要靠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政策扶一把，面向市场想办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正快速成长，全国四成多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社，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体力活”“苦累脏”中解放出来，现代生产要素、先进管理模式、科学理念等引入传统农业，农业现代化越来越近了。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