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1月22日报道
据香港《南华早报》11月21日报道,戚树民(音)在首都生活已经有10多年了,但他仍得不到多少城市的公共服务。
报道称,作为中国户籍制度中的一个农民,戚树民在北京北郊靠卖早点谋生,而他也是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作出贡献、但仍被排除在中国经济大潮之外的2.7亿农民工中的一员。
他的家人住在一个有两个房间的临时住所,位于北五环外郊区的一个啤酒厂后面。冬天,因为没有市政供暖系统,他们必须烧煤取暖,还要与邻居共用公共厕所,喝的水也必须买。
戚树民的表姐说:“井水被污染了,我们只能用井水洗碗、洗衣。”她正在一个不到两米宽的小巷里洗衣服。
他们每月要支付1600元的租金,没有洗衣机或电视机,一来是因为他们想省钱,二来也是因为他们的住所随时可能被拆。
报道称,这片住宅在未来几年里面临拆迁,为一条新铁路线的站点让道。这条铁路线把北京和160公里外的张家口连接在一起,2022年两市将联合举办冬季奥运会。
戚树民卖的早餐包括煎饼、粥、混沌和鸡蛋,滋养着一个由快递员、垃圾回收者、水暖工和建筑工组成的繁忙的社区。
然而,中国的经济前景很可能取决于是否要允许像戚树民这样的人在城市定居。虽然中央政府多次承诺允许他们转变为城市居民,但这只是指小城镇。
报道称,尽管首都的日常生活十分艰难,获得永久居住权的可能性也很小,但戚树民和他的家人还是想留在北京,不打算回到闭塞的农村或任何附近的小镇。
报道称,中央政府在2014年宣布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同时也保持对进入大城市的限制。诺丁汉大学商学院中国问题助理教授米歇尔·杰拉奇当时告诉《中国经济评论》说,这一改革意味着流动人口“只能迁往他们不想去的地方”。
戚树民的父母大约6个月前来到北京,帮助照顾戚树民哥哥的四岁儿子。65岁的爷爷说:“我们打算把他带回安徽上幼儿园。这里的教育费用负担不起。”
生活在北京对于戚树民来说是不容易的。他每天凌晨2点起床,然后和两个兄弟驾驶一辆二手货车,从他们租用的房子开车2公里到他们工作的餐厅。他们从早上5点到上午10点供应早餐,然后做好第二天的准备。戚树民的父母照顾他的儿子,为整个家庭做饭。
“我们每年可以挣6、7万元。钱不是很多……生活不容易。”
报道称,不必要的开支被降到最低。例如,戚树民的爸爸从来没有坐过北京的地铁,因为公交车比较便宜。但是,如果他们回到安徽省马鞍山市旁的和县,因为当地的钢铁工业正在衰落,那么全家一年就赚不到7万元。
27岁的戚树民说:“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只能做好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没有机会回去。”
同时,当地政府正在实施一项分流流动人口的运动。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批发市场被勒令关门,外来务工人员社区附近的农贸市场被政府支持的小商店所取代,工厂和车间被鼓励搬到邻近的河北省。
但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家胡星斗教授说,说服人们回到农村地区很难,因为当地的经济状况很严峻。
与此同时,中国的土地制度——可以出租农村土地但不能卖——使得农民工难以凑足足够的钱在城市定居。
戚树民的邻居老张和他的妻子在这里住了3年,做一些零工。他们曾干过回收废金属,但钢价下跌后就不做了。
来自于信阳的老张说:“10年了我都没有回过我河南老家,因为我想在这里等待赚钱的好机会。”
报道称,马路对面是一个现代化的住宅社区瑞旗家园,那里一套公寓的平均价格在不到半年里涨了50%,到每平方米4万多元。
北京房价的暴涨打消了来自河南原阳的另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赵炳杰(音)的买房计划。15年前,他辍学后来到北京,现在一家杂货店工作。
他说:“我不指望在北京有户口,我只希望在邻近的河北省买一套房子,我的孩子以后可以在那里接受教育,而不是回河南。”(编译/涂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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