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荣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我国亿万农民带着脱贫致富的强烈冲动，进行大规模的乡城迁移和跨区域流动。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部门间、地区间转移持续保持着较高的规模与速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7747万人。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会对农民家庭带来巨大影响。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人口大量迁移的过程中，农民家庭能否和谐发展对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探索人口迁移影响下我国农民家庭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于2007年成立的课题组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相关结论。

　　农民工及其家庭问题已成为一个事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

　　广大农民工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顺利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出现才大大加快了中国这一古老农业大国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历史性地实现了由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乃至世界经济大国的转变。然而，他们自身却未能获得应有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反而正在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象征，社会关注的重点，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庭问题，不仅将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阻碍中国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和城市化的健康推进，延缓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而且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平、公正，损害党和政府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影响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威信，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城市为外来农民工有条件地提供了居住、就业、入学、社会保险等权利，但许多城市政府出于避免财政负担、确保城市竞争力的需要，经常倾向于控制开放度。为此，应尽快在法律上明确农民工具有与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公民权，并从政治高度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改变地方政府、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构建起真正公平、和谐的城市社会。

　　务工收入的正效应大于人口外迁对农民家庭的各种冲击负效应

　　对于大部分农民家庭而言，目前阶段务工收入的正效应大于人口外迁的各种冲击负效应。一个家庭的生活满意度是由家庭成员在其各个生活领域中的满意度共同决定的，如工作满意度、家庭关系满意度、社区满意度、个人健康满意度等。研究显示，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于家庭关系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这表明对那些以打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工来说，工作满意度比家庭关系满意度更重要。调查还发现，尽管农民工外迁对老人照料、子女成长、夫妻生活等都带来一定不利影响，但大多数的家庭留守成员依然表示了对家庭成员外迁的支持，这主要也是由于对这些家庭来说收入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享受“天伦之乐”的重要性。

　　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是：一方面它说明了农民增收对于家庭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在当前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农民把家庭关系的改善放在了相对次要的地位，使得农民工在市场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流入地政府和企业往往只把农民工当成生产要素而很少关注农民工及其家庭利益的维护，因此需要有关部门更加关注对农民工家庭利益的保护，建立更加规范有效的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

　　农民工婚姻关系整体和谐，但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从整体上看，农民外出务工并未造成大范围的婚姻不和谐，85%以上的农民工对婚姻满意度及夫妻感情的评价较高。但研究同时显示，工作的不稳定性会降低婚姻生活的满意度，且使夫妻感情不稳定；近距离迁移农民工的婚姻满意度和夫妻感情都要比远距离迁移的高；收入水平高的农民工婚姻关系相对较好；每天工作时间较长或加班的农民工对婚姻关系的评价较低。此外，本地人对外来农民工是否有歧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

　　婚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农民工婚姻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课题组建议：第一，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并增加其收入水平，提升其维持城市生活及“养家糊口”的能力；第二，加快完善劳动合同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使农民工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天伦之乐”；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工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降低他们“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

　　农村留守老人在生活照料和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研究显示，子女外迁提高了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给留守老人的医疗、生活照料和精神生活带来了严重问题。子女外出务工使得代际之间出现长时间的空间分离，不仅影响了留守老人生活照料资源的可获得性，也对老人的精神生活带来很多困境。

　　农村留守老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做到“老有所养”，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能够安享晚年。为此，应努力完善农村医疗制度，发展农村养老机构，拓宽农村养老资金渠道，建立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协作机制，建立农村温暖“大家庭”，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人组织，完善安全保障体系。

　　让农民工子女与市民子女同校学习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举措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前提是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与原市民之间的心理隔阂是比制度障碍更难消除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代农民工要完全融入城市社会难度较大，希望也许在于他们的子女能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而子女教育问题在其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调查表明我国现在的农民工子女主要分为两大群体，一是留守儿童，他们长期与父母分离而在农村上学；二是随父母进城的儿童，他们大多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上学。研究显示，进城农民工子女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而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则比较严重。因此，有必要下大力气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不仅要让他们享受与城市儿童同等的待遇，更要采取强有力措施让他们与城市儿童成为同校、同班、同桌的同学。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让他们享受与城市儿童同样的教学条件，更在于让他们从小与城市儿童一起长大，在与城市儿童的交往中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城市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从习惯到心理上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农民就地就近迁移更加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

　　课题组多项实证研究都发现农民就地就近迁移对家庭的影响优于跨区域迁移。

　　首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迁移到本地级市范围以内的农民工工资高于迁移到本地级市以外的农民工。这是因为对于农民工而言，尽管本地和外来农民工都经历了职业的非农转化，但本地农民工可能更熟悉当地劳动力市场，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经验也可能更适用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因而有可能得到收入更高的工作。而劳动力外迁，作为家庭的一种市场活动，获得工资收益是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会从很多方面影响到家庭的行为和家庭关系。比如，研究发现，工资收入愈高的农民工，工作-家庭关系往往愈协调。

　　其次，就地就近迁移农民工可以更好地照料家庭成员，更加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研究发现，省内务工的农民工婚姻满意度和夫妻感情要比省外务工的高。因此，应加强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建设，推进中小城镇的制度创新，提高中小城镇对农民的吸纳能力和吸引力，推进就近就地城镇化。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